文书三国｜曹氏建国：汉献帝与曹丕的禅位拉锯战
文书三国｜曹氏建国：汉献帝与曹丕的禅位拉锯战
曹丕的确是有开国之志的雄主。
曹操逝世后，群臣纷纷建议曹丕取汉献帝而代之，一时间劝进文书层出不穷，直到许芝《条奏魏代汉谶纬》横空出世之后，曹魏“天命”合法性的论证终于算划上了句号。不过，仅有群臣的理论建议还不够，毕竟当时的天下还是大汉天下，而当时的天子依然姓刘。
通过何种形式名正言顺地取代汉朝的统治，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曹操的发迹，毕竟是在借“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一“扶汉”之名的基础上，奠定其“九合诸侯”地位的，曹丕早期同样践行拥汉之举，在其创作的《临高台》中，便有“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宜居此宫”的诗句。曹操在马上扶汉、拥汉，曹丕自然不能在马上灭汉、代汉。商周革命的方式不足效仿，如何打造令人信服的代汉程序就显得至关重要。
后来历史走向表明，曹魏代汉一事进行得异常迅速：曹丕嗣魏王之位后改元延康，同年十一月便受禅称帝。汉献帝是如何将自己的帝位禅让出去的，曹丕又是如何“顺天应命”成为新朝代之一任君主的呢？四份禅位诏书留下了答案。
魏文帝曹丕
代帝王书：卫觊笔下的禅位诏书
就在许芝上呈《条奏魏代汉谶纬》的第四天，汉献帝禅位诏书“如约而至”。这一道禅位诏书，严可均《全三国文》中称之为《乙卯册诏魏王》，作者是时任侍中、主掌典礼制度的卫觊——汉魏易代期间，汉献帝下发的所有禅位诏书，都出自卫觊之手。
各种版本的劝进奏章对群臣的谶纬之学提出了极高要求，而禅位诏书对汉献帝——准确地说是为汉献帝捉刀者卫觊——天命理论的功底同样作出了巨大挑战。如果说群臣劝进是一场接力赛，那卫觊代写禅位诏书则是一场对垒赛，他的对手，正是他最重要的读者：曹丕。
延康元年十月十三日，卫觊创作了《乙卯册诏魏王》：
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安、顺已降，世失其序，冲、质短祚，三世无嗣，皇纲肇亏，帝典颓沮。既于朕躬，天降之灾，遭无妄厄运之会，值炎精幽昧之期。变兴辇毂，祸由阉宦。董卓乘衅，恶甚浇、豷，劫迁省御，太仆宫庙，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当斯之时，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幸赖武王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区夏，保皇家。今王缵承前绪，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优远，声教被四海，仁风扇鬼区。是以四方效珍，人神响应，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祗，绍天明命，厘降二女，以嫔于魏，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
卫觊开宗明义地提出“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这是汉魏能够易代的逻辑起点。在这一基础之上，卫觊提出东汉德衰，至董卓之乱后已没有一寸土地是汉土、一个百姓是汉民，若不是曹操“奋扬神武”，汉室早已在乱世中灭亡，这是曹氏的功业。汉室被认为继承的是尧运，卫觊进而引用尧舜禹禅位的旧事，认为汉室应当与先古圣君一样有“传圣之义”。因此，寻找有德之君并禅位本就是汉献帝的本分，而曹丕恰恰便是那位有德之人。
卫觊所作的禅位诏书，与群臣劝进奏章在主旨和结构方面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将主语由群臣变成了汉献帝，这便是曹丕所需要的“程序正义”。为什么要上溯到尧舜禹时期呢？因为自夏启之后，中国历代王朝皆通过革命的方式易代，曹丕无以为鉴，而尧舜禹三代君主则通过礼让实现了权力更替——“法尧禅舜”四个字，自然成为汉魏之际时代的最强音。
汉献帝画像
既然天下共主汉献帝都已经开口，群臣的附议自然也水到渠成、蜂拥而至。桓阶领衔上奏《奏请具受禅礼仪》《奏议受禅礼仪》，刘廙领衔上奏《奏议治受禅坛场》《奏具章拒禅》，刘若领衔上奏《上书请受禅》《奏请受禅》，纷纷提出“天命弗可得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违”“宜顺灵符，速践皇阼”“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也”等理由，“死谏”曹丕受禅。
而曹丕的反应，则是连下了三道《辞请禅令》《让禅令》《又令》和一道上书《上书让禅》，除了“无德”这类虚辞外，也陈述了诸多“人事未备”的辞让理由：
昔柏成子高辞夏禹而匿野，颜阖辞鲁币而远迹，夫以王者之重，诸侯之贵，而二子忽之，何则？其节高也。……亟为上章还玺绶，勿复纷纷也。（《辞请禅令》）
……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鳏者未室，寡者未嫁；权、备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将整以齐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内，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睹击壤之戏，婴兒未可讬於于巢，余粮未可以宿於田亩……今诸卿独不可少假孤精心竭虑，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众事备，群瑞效，然后安乃议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为让章，上还玺绶，无重吾不德也。（《让禅令》）
泰伯三以天下让，人无得而称焉，仲尼叹其至德，孤独何人？（《又令》）
……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历数之谘，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臣虽鄙蔽，敢忘守节以当大命，不胜至愿。谨拜章陈情，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并上玺绶。（《上书让禅》）
百姓未暖饱、孙权刘备尚存等内容在此处说出既是托词，也是事实。东汉末年战火不断，中原早是一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在天下尚未大定的现实下，曹丕想要位登九五，必须对这些“德薄”之事给予足够的解释。在令书中，曹丕提出要等到“众事备，群瑞效”之时再议禅代之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在布置任务：群臣至少要从文书层面解决这些“痛点”。
于是，十月二十日，汉献帝的第二道《壬戌册诏魏王》颁布了。与前一份相比，这一份禅位诏书少于理论而主打“感情牌”：
……朕惟汉家世逾二十，年过四百，运周数终，行祚已讫，天心已移，兆民望绝，天之所废，有自来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当归圣德，违天不顺，逆众不祥。王其体有虞之盛德，应历数之嘉会，是以祯祥告符，图谶表录，神人同应，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违，众不可拒。且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载圣籍，固非皇材帝器所当称慕。今使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这道诏书中的思路很直截了当：东汉运数已终，汉献帝如不禅位将获罪于天，曹丕若能顺天承运接受帝位，反而是帮汉献帝完成其使命——这是从禅位者的角度来说。而从受禅者的角度而言，即便是舜（即重华）、禹这样的名君，也有不辞让帝位的美德，因此曹丕若能受禅，不但不应受到非议，反而值得称颂。
桓阶、刘廙继续分别领衔上了两道《奏请受禅》，同样以感情为切入点，强调天命在上，一味辞让有违天道，继续“死请”：
今汉使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渎。……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稽滞于辞让，低回于大号，非所以则天地之道，副万国之望。臣等敢以死请，辄敕有司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桓阶《奏请受禅》）
臣等闻圣帝不违时，明主不逆人，故易称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故臣有违君以成业，下有矫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请。（刘廙《奏请受禅》）
那么，桓阶等人的“死请”，能够“打动”曹丕吗？
欲擒故纵：让禅、让禅、再让禅
显然，这些“死请”距离曹丕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从文书层面来看，曹丕布置的任务，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解决。无论是禅位诏书还是群臣的上奏，都只是老调重弹：汉德已衰、曹氏有天命。这当然不能怪罪群臣，因为天下未定是客观事实，百官也不能罔顾真相信口雌黄，因此只能从这两个角度继续阐释。曹丕依然固辞不受，下了两道《三让玺绶令》和《让禅令》，又上了一道《上书再让禅》，强调自己“敢守微节，归志箕山”的“决心”，并提出“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归志箕山”用的是许由的典故。许由为尧舜时的大贤，尧想传位给许由，然而许由推辞不受，以至于逃到了箕山隐居；曹丕以许由自居，正好对应汉献帝“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之论。而“固让之后议其可”的指示则更显得直白：先辞让再说。
十月二十五日，汉献帝的第三道《丁卯册诏魏王》颁布。大约已经过两道诏书的起草，此时的卫觊也很难有更新的角度，于是这道诏书的言辞愈加浮泛而讲究排比：
天讫汉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陈历数于诏册，喻符运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辞拒，皇位不可以谦让。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几不可以斯须无统。故建大业者不拘小节，知天命者不系细物。是以舜受大业之命而无逊让之辞，圣人达节，不亦远乎！今使音奉皇帝玺书，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响应之望焉。
几个月之后，刘备称帝时所作的告天文，其所用之语与《丁卯册诏魏王》的句式如出一辙：“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却不知，当时已经成为皇帝的曹丕阅罢，要做何感想。
《丁卯册诏魏王》颁布后，领衔上书“助攻”的变成了相国华歆、贾诩、王朗和九卿。华歆等人在《请受禅上言》中总结了李伏、许芝等人的上奏，在明确“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论点的基础上，痛斥东汉的衰败。这份上奏，言辞华丽，气势雄浑：
……陛下圣化通于神明，圣德参于虞夏，因瑞应之备至，听历数之所在，遂献玺绶，固让尊号。能言之伦，莫不拚舞。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劳谦，体尚克让，明诏恳切，未肯听许。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虽怀克让之意，迫群后执玉帛而朝之，兆民怀欣戴而归之，率土扬歌谣而咏之。故其守节之拘，不可得而常处；达节之权，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逊位而不吝，或受禅而不辞。不吝者未必厌皇宠，不辞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禅之后，则唐氏之子，为宾于有虞。虞氏之胄，为客于夏代。然则禅代之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与有余庆焉！汉自章、和之后，世多变故，稍以陵迟，洎乎孝灵。不恒其心，虐贤害仁，聚敛无度，政在嬖竖，视民如雠，遂令上天震怒，百姓从风如归。当时则四海鼎沸，既没则祸发宫庭。宠势并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节，犹择圣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犹思良工而刊之。况汉国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圣哲，固其宜也。汉朝委质，既愿禅礼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将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谓论德无与为比，考功无推让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违。臣等凄凄，不胜大愿，伏请陛下割谦之志，修受禅之礼，副人神之意，慰外内之愿。
华歆批判东汉至汉章帝、汉和帝之后的种种乱象后，提出汉室本已经溃烂到了不得不禅代的程度，而天下唯有曹丕有资格受禅。这背后的逻辑是，天命已经不钟意于汉，曹丕的受禅反而是为汉“解围”，而非篡位。
对此，曹丕连下两道简短的《让禅令》和《又令》，继续进行辞让。这两道令虚实结合，一道主要自谦“不德”，另一道则提到了天下并未统一的现实：
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岂小事，且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让禅令》）
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又令》）
“不德”已经是曹丕的“规定动作”，不值一哂；而“戎虏未灭”则是事实。于是，曹丕再次向汉献帝上奏《上书三让禅》，表示将“永守本志”：
臣闻舜有宾于四门之勋，乃受禅于陶唐；禹有存国七百之功，乃承禄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圣，猥当天统，不敢闻命。敢屡抗疏，略陈私愿，庶章通紫庭，得全微节，情达宸极，永守本志。而音重复衔命，申制诏臣，臣实战惕，不发玺书，而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召音还台。不胜至诚，谨使宗奉书。
面对曹丕的“永守本志”，华歆、贾诩、王朗再次领衔，率群臣上奏劝曹丕受禅。这一次的奏章为《公卿将军奏上尊号》，《全三国文》将其辑录于卫觊名下。此次上奏参与人员规模庞大，基本囊括曹丕帐下所有重要的文臣武将，可以视为群臣的一次劝进总动员。至于奏章的内容，除却与“天命”相关的旧有之辞外，这次上奏略多了些许“担当”，因为群臣并没有完全回避曹丕提出的“戎虏未灭”，而是将曹丕这一份令文作了全文抄录后进行了回应，虽然这一回应不可能不顾左右而言他：
……臣等闻《易》称‘圣人奉天时’，而《论》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是以唐之禅虞，命以在尔；虞之顺唐，谓之受终。尧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禅；舜知历数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禅，奉天时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汉朝虽承委末陵迟之馀，犹务奉天命以则尧道，是以愿禅帝位而归二女。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达节，尚延陵之让体，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犹为陛下陋之，殁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大夏必郁邑于会稽之山阴，武王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请。……
《全三国文》
华歆、贾诩、王朗等人并没有直接回应“戎虏未灭”的现状，而是以“圣人奉天时”“君子畏天命”为基础，推导出顺受天命、接受禅位之善要远大于戎虏未灭这一小节。“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一句，是全文核心。“虞夏”，指的是虞朝与夏朝。传说夏朝之前还有虞朝，由舜接受尧禅位后所建，而禹也是在接受舜禅位之后建立了夏朝。“延陵”是春秋时期季札的封地。季札为吴王寿梦之子，为躲避继承王位“弃其室而耕”。本句大意是，如果曹丕在汉魏禅代的关键时刻，还因为“戎虏未灭”等细节推脱天命，那便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了。这样不仅天下人寒心，就连舜（重华）、禹（大夏）和曹操（武王），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了。
这话说得很“重”，重到连曹丕也不好说“不”了。
天命难违：法尧禅舜的曹魏皇帝
面对如此无法拒绝的请求，曹丕终于松了口，下了一道《允受禅令》，“认同”了“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的现实：
昔者大舜饭糗茹草，将终身焉，斯则孤之前志也。乃至承尧禅，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则顺天命也。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
尧舜禅让的典故，曹丕已经引用了很多次。这一道令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妻二女”三个字。尧曾经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在这一问题上，曹丕亦效仿尧舜故事，纳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嫔，这就是《乙卯册诏魏王》提到的“厘降二女，以嫔于魏”，以及《公卿将军奏上尊号》提到的“禅帝位而归二女”。
曹丕纳汉献帝二女，当然可能出于其好色的本心——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贤媛》中便有“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的记载，意思是曹丕在曹操驾崩后，把他身边的宫女都留到身边侍奉自己了。但针对汉献帝的两个女儿，更合理的解释是，曹丕试图通过对尧舜故事各个环节的模仿，为汉魏禅代谋求更多的合法性，这种良苦用心甚至体现在了诏书的行文中：“厘降二女，以嫔于魏”八个字，正化用自《尚书·尧典》中的“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曹丕已同意受禅，十月二十八日的《庚午册诏魏王》自然成了汉献帝颁布的最后一道禅位诏书。这道诏书同样了无新意，字里行间写的依然是“法尧禅舜”的旧事。之后，桓阶迅速跟进，提出曹丕务必立刻登坛受命。曹丕终于不再辞让，而用一篇《受禅告天文》作为曹魏王朝的建国宣言，改元黄初。其文曰：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 *** 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卫觊所做的《受禅表》内容与此相对应，而遣词造句方面则更加文采飞扬：
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禅于汉氏。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受终。……尧舜之事，复存于今。……皇帝体乾刚之懿姿，绍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该，钦明文塞。齐光日月，材兼三极。……是以汉氏睹历数之去已，知神器之有归。稽唐禅虞，绍天明命，厘嫔二女，钦授天位，皇帝谦退，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群公卿士，佥曰陛下圣德，懿侔两仪，皇符昭晰，受命咸宜。……大统不可以久旷，万国不可以乏主，宜顺民神，速承天序。……
因为“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所以在三命三让后，曹丕终于“勉为其难”地“顺民神”“承天序”，接受了汉献帝的禅位。在受禅大典上，曹丕志得意满地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在这一语境下，不仅曹丕受禅是大美，汉献帝禅位也是大义——曹魏官方对其的评价极高，这从“献”这个谥号中也能看出来。依据《谥法》，聪明叡哲、知质有圣才能称之为“献”，以汉献帝一生的作为而论，恐怕未必能配得上这么好的谥号，曹魏如此推崇汉献帝，自然有歌颂其“承天禅位”的意图。当然，“献”字是否意有双关，则难以深究了。
《公卿将军奏上尊号》《受禅表》后均刻于石碑上，分别被称为“劝进碑”和“受禅碑”。这两块碑文均流传至今，藏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受禅表》的作者有争议，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提到：“魏受禅表，王朗文，梁鹄书，锺繇镌字，谓之三绝。”而严可均在《全三国文》中采纳了牟准的说法，认为应当出于卫觊的手笔。考虑到汉魏禅代时卫觊为“代帝王书”的主要操刀者，严可均的判断似乎更符合情理。
受禅碑
虽然曹丕一再引用尧舜禹故事，但汉魏禅代终究不是真正的禅让，越强调这一禅让理论，就越能凸显出其内心的不自信。对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分析得明白：“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己，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
既然是“假禅让为攘夺”，曹丕的心结自然不可能随着他的称帝而结束——汉帝的禅位诏书与群臣的劝进奏章，纷纷从天命、符瑞、谶语、五德终始、岁星分野等角度论证了汉魏易代的合法性，但这些终究是理论层面的建构，并没有解决“权、备尚存”“戎虏未灭”的现实难题。然而，天下毕竟不可能迅速复归一统，于是在称帝之后，曹丕立刻将眼光投南方，开始了另一个“羁縻吴蜀”的政治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