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去世后，大太监李莲英去了哪里？
谈到中国近代史，伺候慈禧老佛爷几十载的大太监李莲英，应当是一个不得不谈及的焦点人物。
此人玩弄权术，且利欲熏心，正史自然对其不屑一顾。但许多民间野史和各种传说轶闻，却以李莲英为主角，留下了许多五花八门难辨真伪的故事。
在这些野史轶闻中，有一则说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宣统三年，63岁的李莲英病逝，他的几个嗣子每个人都获得了一大笔的遗产。
至于李莲英究竟病故，还是死于暗杀？坊间更是争论不休。
结合正史文献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一些出版读物来看，离宫后的李莲英也并未远离北京。
根据李莲英的墓志铭和有关清宫档案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生于今河北廊坊市大城县李贾村。
原名李英泰，于咸丰六年净身入宫，先是在郑亲王端华府中当太监，然后进入皇宫。
进宫之初，将名字改为李进喜，因避讳慈禧太后名，所以改叫李莲英。据说，李莲英这个名字也是慈禧太后于同治元年夏天亲自赠予他的。
另据《满清外史》记述，李莲英本是直隶河间府一泼皮无赖，后来吃了官司入狱，出狱后从事皮匠。
有一同乡名沈玉兰，早年进入宫当太监，经他介绍，李莲英这才净身入宫。
总之，无权无势的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近五十三载，且巧妙周旋在她与光绪皇帝之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
野史还详细提及李莲英很懂得分寸，从不卷入政治，且刻意保持对袁世凯等人的疏远。
因此，李莲英虽说捞钱无数、得罪人无数，但依旧能官至二品，同时受到慈禧与光绪帝的信任。
光绪二十年（1894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赐二品顶戴花翎，这是李莲英在清朝200多年历史中所创建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
早在雍正时期，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慈禧却破例将李莲英升为二品总管。
同一年，清 *** 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大家把矛头指向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时也批评了李莲英，但即便这样也无法动摇慈禧对李莲英的信任。
直到戊戌变法后，李莲英更加谨言慎行，从不在政治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慈禧太后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完慈禧的丧事，于宣统元年（1909年）离开了生活五十多年的皇宫，主政的隆裕准其“原品休致”。
这么多年来，李莲英早已家产万贯。离开皇宫后，他选择到北京西城区一处名为南花园的地方养老。
李莲英没有亲生儿子，不过有四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嗣子。
到南花园居住后，李莲英还收拢了几个小太监伺候自己，比许多离开皇宫的低层太监强了数百倍。
但因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加上战战兢兢的严峻压力，让李莲英出宫后不久便患上重病。
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春，62岁的李莲英言语迟钝，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八面的二品总管。看到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嗣子们也开始考虑准备他的后事。
宣统三年（1911年），63岁的李莲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终前，他把嗣子、侄儿们召集到一起交代后事。
据说，李莲英先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入宫当差，而后受到慈禧太后恩宠，一步步成为总管的经历。
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后辈们“慎持家，千万不可坐吃山空”，把房产、白银、珠宝等财富作为遗产留给后辈分配。
李莲英死后不久，他的嗣子和侄儿们找到隆裕，谎称家中无钱为李莲英办丧，望隆裕从国库拨出一笔费用，好为李莲英风光大葬。
最后隆裕拨出一千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太监墓地为李莲英修建了一座等级较高的坟墓。
据当地几位老者回忆，李莲英墓修建很豪华、富丽，且规格早已超出二品官职的范畴。
除此之外，李莲英于弥留之际还让家人回到原籍河北大城县，购买36顷的土地。
由此可见，晚年的李莲英即使病入膏肓，也已经对自己的后事有了充分的准备。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段特殊年代，李莲英墓被砸开。
在墓中不仅发现许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更令人奇怪的是，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的骷髅头，头部以下空空荡荡，这说明李莲英的躯干已经不翼而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史专家对李莲英的死因进行详细调查研究，认为李莲英应当是正常病故。至于遗体为何残破不堪？应当是北京有一处李莲英墓，河北老家同样有一处衣冠冢。
“身首异处”的李莲英，其实是将躯体分作两处安葬，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至于被后人挫骨扬灰。
20世纪90年代初，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再次引发大家对李莲英死因的探究。这篇文章不仅肯定了李莲英是被人杀害的，而且详细讲述了被杀的细节。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许多清史专家认为这篇文章的细节不符合逻辑，但又拿不出关于李莲英死因的证据。
正因如此，关于这位二品总管的晚年生活，尤其是真实死因一直众说纷纭。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清宫档案与古物的重见天日，相信这些谜底终会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参考文献：
[1]佚名.炒出来的权奸李莲英[J].财会月刊,2013(21):4.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3.21.065.
[2]陆杨.大总管李莲英故居寻踪[J].时尚北京,2011(11):224-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