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李林甫党争，为何藏着唐玄宗的痛点？
李林甫出身宗室，其曾祖父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封长平王。
可是，到了祖父孝斌，未能袭封王爵，官至原州长史；其父思诲，更是官仅扬州府参军。所以李林甫一家在宗室中地位并不显赫。
1、李林甫的发迹史
唐玄宗上台之初，李林甫年龄尚轻，既无资历，亦未立过殊功。但是，毕竟凭着宗室关系，他很快从千牛直长，迁为太子中允。
后来，又得舅舅的帮助和提拔，官运更是亨通，他的舅舅就是当时朝廷中权势极大的楚国公姜皎，姜皎对这个外甥十分喜爱，在官僚面前往往为之延誉。
特别是源乾曜为侍中时，姜皎的妹妹嫁与源乾曜的侄孙源光乘，二大官僚家庭结成了姻亲，李林甫也因此攀上了这层血缘关系，得到了宰相源乾曜的支持。
一天，源乾曜的儿子源洁对父说：“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
源乾曜考虑再三，回答说：
“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哥奴，乃李林甫小名。
可见，这时年轻的李林甫在德才、声望方面都还低微，要任职位较高的郎官，在朝廷中还很难通过。但他毕竟是姜皎的外甥，源家的亲戚，所以过了数日，在源乾曜的推荐下，李林甫还是被任为太子谕德。以后，又累迁至国子司业。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林甫又通过有权势的宇文融的关系，升任为御史中丞，历刑、吏二部侍郎。
这时，在宫廷内部，武惠妃深得玄宗宠爱，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因而与太子瑛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李林甫为了解玄宗的动静和意图，结交宫中宦官，所谓“多与中贵人善”。
当他探知武惠妃的意图，即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谄媚投靠，提出“愿保护寿王”（即支持立惠妃儿子寿王瑁为太子)，以换取这位妃子对他的支持。
而武惠妃要想达到废太子瑛，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目的，需要取得外廷官僚的支持，因此对李林甫的投靠十分高兴，便在玄宗面前为他说好话。
此外，李林甫又与侍中裴光庭妻子暗通私情。裴妻乃武三思的女儿，“诡谲有材略”。
裴光庭一去世，武氏立即去找高力士，请他向玄宗要求准许以李林甫取代其夫侍中之位。
高力士本出武三思家，对武氏的要求无法推却。但是，选择宰相是朝廷的天事，当时的玄宗对此是极为重视的，高力士虽得宠信，还是不敢直接向皇帝提出。
这时，玄宗与中书令萧嵩商量，准备提尚书右丞韩休为侍中。任命的诏书正在起草，高力士赶快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武氏，要李林甫去转告韩休。
韩休任宰相后，果然“甚德林甫”。李林甫又取得了一位宰相对他的支持。以后，韩休直接出面推荐李林甫为宰相，武惠妃在宫内又“阴助之”，就这样，李林甫得任为黄门侍郎。
更重要的是玄宗对他“眷遇益深”，在政治上为他提供了一条飞黄腾达的路。
黄门侍郎是门下省仅次于侍中的副职长官，李林甫担任了这一官职，也就踏上了升入宰相高官的最后一个台阶。
何时担任宰相，只是时间问题了。
2、吏士派与文学派之间的矛盾
由于李林甫的善于钴营，取得了玄宗的好感与信任，到了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以张九龄与裴耀卿为中书令、侍中的同时，任命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寻历户、兵二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担任了宰相。
同时，三人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在朝廷形成三巨头任宰臣的政治格局。
从此，李林甫一步步地左右政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令人深思的是，最终把李林甫推上相位的，居然是以耿直出名，深受名相宋璟赞赏的韩休。显然，连韩休这样一位敢于向玄宗进谏的名臣，也被这个手段高明的李林甫瞒过了。
据史载，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窥伺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同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
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之前，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认为：
“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即朝廷之意)之忧。”
其实这时玄宗已经看中了李林甫，张九龄反对也只能是白搭。
李林甫对于张九龄虽然忌恨，表面上仍曲意奉事，因为张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地位毕竟比自己高，而且在统治集团中有一定影响，不敢掉以轻心。
但当他已看到张九龄与玄宗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于是，“巧伺上意”，千方百计地附和玄宗，并进而“日夜短九龄于上”，利用各种机会离间玄宗与张九龄的关系，削弱玄宗对九龄的信任。
李林甫与张九龄间的矛盾，就其性质来说，是吏士派与文学派之间矛盾的又一次冲突。
李林甫非科举出身，其水平“仅能秉笔”，对于“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由于李林甫的学识水平不高，在负责吏部典选时闹过不少笑话。
有一选人严迥的判语有“杕杜”二字，杕音弟，判语杕杜是指该人“不能亲其宗族”的意思。《诗经》唐风有“杕杜”篇。
可李林甫不识“杕”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韦陟俯首装聋不敢回答。
又太常少卿姜度，乃李林甫舅之子，姜度妻生了儿子，李林甫手书庆贺说：“闻有弄獐之庆。”古人喻产子谓“弄璋之喜”，这是常识，而李林甫却把璋写成了獐。
璋，乃玉器名，而獐，畜牲名。一字之差，失之何远。来贺喜的客人见了，都掩口暗笑。
李林甫所推荐的户部侍郎萧炅，也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有一次对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
严挺之遂对中书令张九龄说：“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于是，萧炅被出为岐州刺史。
这些，看起来打的是“错别字”的官司，其实深刻地反映了文学派官员对吏士派官员郡视的态度。
又如，张九龄反对玄宗为牛仙客加官封爵时说：“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
李林甫则对玄宗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
还说过：“仙客，宰相才也…九龄书生，不达大体。”
可见双方对用人标准的分歧之大。
当然，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吏士派势力并不弱，他们虽然舞文弄墨不及文学之士，但处理朝政的实际才能一般要比他们强。
更何况，李林甫得着唐玄宗的眷遇，在宰臣三巨头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地位。
张九龄与严挺之友善，欲引以为相，对严挺之说：“李尚书（指李林甫，时任礼部尚书）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门，与之款暱。”
严挺之一向负气清高，薄李林甫的为人，说什么也不愿去拜访这个宰相，因而李林甫恨之益深。
张九龄与李林甫的矛盾冲突，是大官僚集团中两大势力争夺更高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唐玄宗与张九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诸如赏张守珪边功、赦免安禄山及边将牛仙客入相、废立太子等等)，产生分歧的折射结果。
李林甫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张九龄的势力，而唐玄宗则怂恿李林甫攻张九龄，终于，使李林甫抓到了扳倒张九龄等人的筹码。
3、张九龄罢相
事情是由严挺之引起的。
严挺之的前妻，因故离异，重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赃罪下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审理，严挺之极力设法为之营解。李林甫趁机将此事派人密奏玄宗，玄宗不加查核分辨，即把三位宰相召来，说：“挺之为罪人请属所由。”
表示要惩办严挺之包庇亲属之罪。张九龄辩解说：“此乃挺之出妻（即离婚之妻），不宜有情。”
玄宗竟不耐烦地说，虽离婚仍有私情。张九龄无法为严挺之辩白。
于是，严挺之被贬为洺州刺史，王元琰流逐岭南。
这还不算，玄宗又以侍中裴耀卿和中书令张九龄“阿党”的罪名，分别罢去相位，贬裴耀卿为尚书左丞相，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不再参预政事。
同时，玄宗任命李林甫兼中书令，并以张九龄曾竭力反对的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使。这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年末的事。
第二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当廷弹劾牛仙客，认为他无才无学，滥居相位，不能称职，并引谶书为证，说牛姓（两角犊子)为相，对唐廷不利。
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所以他的弹劾，不仅仅是针对牛仙客一人，而是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学派对李林甫为代表的吏士派的最后一次反击。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了。玄宗对周子谅的弹劾十分恼火，大发雷霆，当即令侍卫将周子谅痛打于殿庭，死而复苏，旋即又杖之于朝堂，流放襄州，行至蓝田而死。
李林甫又提醒唐玄宗，“子谅，张九龄所荐也”。于是，玄宗又下令贬张九龄为荆州（治今湖北江陵)长史，逐出京师。
史载，“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政治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在贬逐张九龄的第二天，玄宗又立即宣布废掉了太子瑛。
这也是张九龄在相位时竭力反对的。
这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说明张九龄的罢相不是孤立的事件。
表面上，这是吏士派官员对支持太子英的文学派官员的一次沉重打击，实质上，与其说是李林甫搞垮了张九龄，毋宁说是唐玄宗利用李林甫和张九龄间的矛盾，搬掉了妨碍自己随心所欲的“绊脚石”。
4、李林甫专权局面的形成
李林甫任中书令后，欲自专大权，阻止群臣向玄宗进谏，向谏官们明白宣布说：
“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有位补阙杜琎曾不顾李林甫的威严，还是上书言事，当即被黜为下都县令。从此，“谏争路绝矣。”
不仅一般群臣不敢进谏，连专负监察进谏之责的谏官们也只好沉默不言了。
从此，玄宗固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听不到臣下的反对声，李林甫也如法炮制，得以自专大权，听不到反对声。这是玄宗所没有料及的。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归根到底正是唐玄宗本人造成的，也是他长期当政后志得意满、自以为是的结果。
如，自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从东都洛阳回到长安后，由于长安蓄积稍丰，不需要再做“逐粮天子”东巡洛阳，免除君臣上下的劳顿，玄宗以为这都是宰相李林甫的功劳。有一天，玄宗对宦官高力士说：
“朕不出长安近十年（自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三载)，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高力士本是玄宗的内廷心腹，玄宗经常向他征求有关政事的意见。
因此，高力士率直地回奏说：
“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借)人，彼（李林甫）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
高力士的这些回答并没有错，这也是玄宗以往维护皇权专制的策略。但是，一向善于窥测形势的精明的高力士，这时却不察玄宗在思想上已起的变化，他对处理实际政务已逐渐失去兴趣，对没完没了的政事已感到厌烦了。
因此，高力士的话一出，玄宗即面露“不悦”之色。从此，高力士“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5、李林甫何以专权？
开元末至天宝初这一段时期，虽然唐玄宗本身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但这时仍然是经济上最繁荣、政治上相对稳定的时期。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七月，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大理狱院有鹊巢其树。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玄宗归功于上台不到一年的宰相，赐李林甫爵晋国公，牛仙客豳国公。九月，李林甫和牛仙客主持与法官删修的《律令格式》，正式颁行。这是唐王朝健全法典的又一大事。
接着，在这一月，牛仙客又建议，在关中行和籴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十分之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并停输当年江、淮所运租米，以节省运费。
下令河南、河北地区原先应输含嘉仓和太原仓的租米，也皆留输本州。
由于关中地区的丰收，蓄积充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京师长安朝廷公私的需要。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李林甫、牛仙客之流的政治地位也就巩固了。
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正月。牛仙客被任命为侍中。不过，牛仙客也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已得以任高官要职是李林甫荐引的结果，因而，在朝廷上讨论军国大政时，“专给唯诺而已”，不敢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都随附李林甫，军国大政的决断都以李林甫的意见为定。
而李林甫在朝廷中独秉枢衡大权，在外又兼领陇右、河西节度使，或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直接控制了边陲一些军事重镇的大权。
天宝年间改易官名，李林甫称右相。六载（公元747年)，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三百户，受到非常优异的待遇。此外，玄宗还常常派人往他家里送御府膳羞、远方珍味。
据说，来回送礼物的宦官“道路相望”，接连不断。李林甫在京城的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家产不可胜计。
城东的薛王旧宅，园林幽邃，是京师长安城中更佳的私人宅园，玄宗又特赐给李林甫。总之，开元以来宰相的权力之盛，“未有其比。”
由于李林甫事事能按照玄宗的意图去办，使得玄宗对他特别放心。加上所谓天下大治、一片盛世景象，更迷住了玄宗的视眼，他自己在位多年，对繁重的政务日感厌倦，尤其是上朝接对群臣时，礼仪拘检，“难徇私欲”，所以有了善承旨意的李林甫以后，他便“一以委成”，让李林甫独揽相权。
据《旧唐书李林甫传》说：
“（玄宗)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在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应该说，李林甫的全权处理政事，方便了玄宗的纵欲；而玄宗的纵欲，又方便了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的专权实际上又是玄宗有意无意和怂恿的结果。
李林甫担任宰相要职，有整整二十年之久。与他同时担任宰相职务的，前后有牛仙客、李适之和陈希烈等人。牛仙客对林甫“专给唯诺”。
李适之与李林甫同为宗室，但适之为人轻率，议论时政，“多失大体”，不为玄宗所信任。陈希烈“性便佞”，任宰相前曾曲事李林甫，因此，在他担任宰相后，对军国大政，也“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
当时玄宗常不上朝，李林甫常在家，“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而陈希烈“虽坐府，无一人入谒者。”
在这样的人事安排下，国家前军政大权，便不能不归李林甫所掌握和操纵了。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