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国后面

1945年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国后面。梅汝傲反对，一定要排在英国前面。但庭长拒绝了他的提议。梅汝傲愤怒的说：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更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

1946年日本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美、英三国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决定将日本公审，由中国更高法院院长梅汝璈出庭受审。

他是南昌人，从小学习就非常优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又到国外进修，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后来他回国以后，出任山西大学教授，在教书过程中，梅汝璈深刻认识到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不但将学问传授给学生，更将爱国报国的理想灌输给他们。

渐渐地，梅汝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祖国的热爱，被送到了东京，由他来审理日本战争罪犯，梅汝璈知道这次庭审的意义，也预料到了庭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果然还没开始，就遇到了麻烦，起因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那就是法官的位置。

梅汝璈看着韦伯制定的名单，眉头微微皱起，按照这个计划，中国人应该和英国人一样，站在韦伯的身后。

梅汝璈清楚地知道，这个职位会严重地影响他与更高法院院长之间的交流，也会使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丧失殆尽。

这一刻，梅汝璈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他身为中国亿万子民的代言人，肩负着维护国家尊严的职责，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韦伯。

他表示，中国的法官，作为受害者更大的受害者，理应坐在首席法官左边之一个座位上，而不是让英国人来坐，但英国的法官们认为这是理所当坐的，因为这是联合国的惯例，英国应该排在中国之前。

梅汝璈断然驳斥，这哪里是什么联大，分明就是在审判日本日本犯辱华罪行，按照他们投降时签字的先后顺序，美国居前，中国居后，依这个顺序排序，倒也合乎情理。

梅汝璈的“异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与了解，而韦伯在这一次的施压下，并未作出直接的回答，其立场也是模棱两可。

排练当天，梅汝璈走进法院，却意外地看到，他的位置仍在英国大法官的身后，这跟他事先的计划并无二致，于是勃然大怒，脱掉法衣，拒绝参加排练，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反对。

最后，由于他的一再要求，韦伯不得不做出妥协，把中国大法官的排位放在英国前面，这一裁决显示出中国在东京庭审中的重要性，以及公正无私的立场。

第二天，各家报刊头版纷纷报导此事，中国大法官的席位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梅汝璈。

然而，要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并不容易，在庭审开始后，中国检方很快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英美两国的法律规定，起诉要有确实的证据作为依据，才能使被告认罪。

然而，因战时情势的特殊性，尤其是作为更大受害者的中国，所能获得的证据明显不足，情势一时僵持，直至远在美国的高级法律学者倪征燠获悉后，才主动介入。

回国后，他到处搜集证物，先请汉奸把罪行记录下来，事后他又走访死者的家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只有一面之词，很难让人信服。

就在倪征燠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在日本军方档案里，竟然记载了许多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包括屠杀平民、 *** 妇女、毁坏财物等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都是极具说服力的罪证。

有了这些数量惊人的卷宗，中国的检控官终于不再处于劣势，在随后的法庭上，许多战犯纷纷开口，在铁证如山的铁证如山面前，他们无话可说，只能低下头，承认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东京庭审期间，法院举行了818场公审，总计达四万余页的卷宗，然而在最终审判阶段，仍出现了一个僵局，就是对战争罪犯的死刑，欧美各国的法官，大多都赞成特赦，因为他们认为，死刑有违人类的文化与宗教。

梅汝璈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西方的法官，往往喜欢将事情弄得复杂。

在梅汝璈等人的不懈努力下，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这次长达两年零七个月之久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公平的判决。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2021年10月26日——《二战战犯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系列② 梅汝璈：东京大审判中的中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