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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谈考古学思想史

中国历史6个月前 (05-19)460

李零（章静绘）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包括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他的新著《考古笔记》，是他阅读考古学的读书笔记。他说，他的书都是读书笔记。李零认为：“二十世纪离我们很近。研究考古学史，这段最重要。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是近百年来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他的名山之作诞生于1920年代。我国的考古学也是从1920年代才开始起步。这一百年来的考古学史，既投放其光芒于万古长夜，又折射出当代历史的每一步，因为它毕竟是当代人做出和写出的历史。”

《考古笔记：疫中读书记》，李零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9月出版，804页，239.00元

《入山与出塞：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6月出版，536页，260.00元

《蟋蟀在堂》，李零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1月出版，332页，59.00元

《我的天地国亲师》，李零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1月出版，304页，58.00元

您的三册《考古笔记》，除辨析考古概念和回忆前辈的部分，均采取逐章归纳或摘引某书内容，并附按语及小结的形式。您不忌重复，为我们提供了人们对世界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史的不同看法，并比较了五本柴尔德传记的异同。为什么您要用这种方式写书，而不是写一本您自己的考古学史专著？《笔记》上册梳理考古概念，中册讲五位中国当代考古学家，下册讲五本柴尔德传记，为什么是这些内容构成了您的考古笔记？

李零：

我没有写考古学史的打算，只想读读有关材料，学习学习。我一直怀念我在考古所当学生的那段时光。我想，不同的读者对这部书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每个人阅读时都带有预设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我自己是我的之一读者，也有我自己的立场。我说过，不要对这部书有太高的期许。其实，我写书很少考虑读者的反应。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我来说，求知最重要。我怎么想，就怎么写，笔记就是笔记。

关于这部书的写作缘起，说起来也并不复杂。疫情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有这么一整块儿时间，难得，我想集中读点书。你读这本书，肯定有一个印象，它有点杂乱无章，可能还有点重复。这很自然，杀青的时候，我会尽量把太啰嗦、太重复的地方去掉，但我并不在乎是不是有重复的问题。这就像一部乐曲，内部会有很多变奏，不可能全是新和异，有时候甚至要一咏三叹，同样的乐句重复好几遍。对于这部书，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它打磨成一部起承转合、合乎套路的学术著作。我现在特别不爱读那种条块切割教科书式的著作，我宁愿把一件事上下左右前后撒开来尽量去说，等书写完了，该说的都说了，这就够了。当然这部书还是有它的谋篇布局。

其实笔记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文人长期写作，反而偏爱一种比较随意的风格，性之所至，写到哪儿算哪儿，不必按照固定程式，经过很多年，有了一定积累，才把杂乱无章的东西稍事整理，让它们变得稍有秩序。李白不可能按照计划来写诗，今天到这个江，明天去那座山，随作随辍，即使不分类，就那么杂乱无章地放着，也未尝不可，因为至少有一个秩序，时间的秩序。

考古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考古学是从对象出发，跟考古对象有关的研究都属于考古学，狭义的考古学更看重操作和手段。与此相应，考古学史也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从发现的角度写，不光包括考古发现，也包括盗墓的发现。发现很重要，特别是在事业草创的时代，发现特别重要，但是当学科发展比较成熟了，它就要反思曾经做过、说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考古学史还有另一个功能：知识考古、思想考古和考古的考古。我讨论的考古学史是考古学的思想史，它也有一个最简单的秩序——新旧前后。西方学术特别喜欢讲前什么学，后什么学，理论有如时装，刚新鲜没两天，就觉得旧了，搁一边不再搭理，总是追求新之又新，后之又后，所以我不想以新旧立说。我这套书的时间范围大体是1949年到1985年。我想对这段时间里的人、事、思想，做一番我自己的梳理。任何写作都不可能周全，这部书是我的怀旧之作，我只能用我自己熟悉的语言写我自己熟悉的事情。

您在书里把考古和考古学比作“警察破案”“牛吃草”“工厂的流水线”“打仗”，突出其知行合一，是有某种对话意图吗？

李零：

我强调考古学是个行动的学问，所以说之一是考古，第二才是考古学。我拿考古跟军事做比较，主要是为了强调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同大历史学匹配的大考古学。当然不同学者可以有不同的强调，比如所谓新考古学，比较强调科技考古，成为当今时尚。其实科技考古是室内考古，只是室内研究的一部分，考古研究的一部分。但它比较容易操作，易于被人接受，就像当年张之洞办洋务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多人是把科技当工具，比较容易落实。

俞伟超、张光直把美国考古学介绍进中国的时候，影响更大是聚落考古。聚落考古是不是完全新，很难说。很多貌似很新的东西，其实早就存在。比如柴尔德挖斯卡拉布雷，有人说就是聚落考古。大家往往会从现在时髦的东西出发反观过去，现在重视环境，就说过去谁也重视环境。功能—过程考古学的一些概念，原先是用来反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现在又有人说文化—历史考古学里头好像也有他们现在正在唱的调子。比如特里格（Bruce G. Trigger）在他的《考古学思想史》里说，社会考古学是克劳福德（O. G. S. Crawford）首先提出来的。克劳福德是柴尔德的好朋友，他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最提倡社会研究。他俩都强调考古是研究社会。当然，现在的说法，考古是研究人，但人是什么？人是由社会组成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又说，柴尔德与我们同在，他是功能—过程考古学的先驱，是过程考古学之父，等等，可见新旧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泾渭分明，旧的也未必一无是处。你可以说这个世界很新，变化很大，你也可以从另一面说它变化不大。苏东坡早就讲过，“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所以我不太相信那种太时尚化的理解方式。其实，我们今天所承受的历史遗产，无论社会制度还是思想观念，都有非常古老的渊源。文明早就包含所有好的和坏的东西，考古学是沟通古今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