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修改并重新确定我军各种称呼：“伙伕”改为“炊事员”

刘伯承元帅修改并重新确定我军各种称呼：“伙伕”改为“炊事员”、“马伕”改为“饲养员”、“挑伕”改为“运输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号兵”改为“司号员”、带兵的统称为“指挥员”、当兵的统称为“战斗员”。一起统称为“指战员”。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1932年1月，刘伯承从苏联归来后不久，接替了何长工，成为了红军学校（即后来的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校长及政委。

刘伯承秉承 *** 的指示，认为红军学校应成为“红埔”，即一个专门培养军政干部的基地，这一设想极大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在担任校长期间，刘伯承不仅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创新，还在军事建设上贡献显著。

最初的战斗条令便是他从俄文翻译而来。他还根据我军实际情况，重新审定了军语和各种名词，如将“军官”改称“指挥员”，“士兵”改称“战斗员”，此外还包括将“伙夫”更名为“炊事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等等。

这些军语的改变不仅在学校中教授，还由学员带入了各个部队，许多至今仍然在使用，显示了其深远的影响。

刘伯承主张“行教合一”的教育理念，亲身实践其教学内容。每当全校进行操练时，他总是更先出现在操场上，展现出身先士卒的风范。

他曾用贴近生活的例子教授射击原理，向不解弹道为何是弧形而非直线的学员解释时，他画了一个类似小孩撒尿的草图在黑板上，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弹道的形状，使学员们顿悟。

刘伯承的领导和改革极大地丰富了学校的教育内容和质量，有效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政人才，这一时期成为我军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3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的框架被用以建立红军大学，创立了我军教育的新纪元。此校是我军首所大学，标志性地由刘伯承担任代校长，其领导下开创了办大学的先河。

红军大学不仅教育红军成员，刘伯承还特设训育部，亲自担任主任，此部门专责对敌军俘虏进行改造和教育。

在这期间，包括陈时骥师长和彭梦庚旅长在内的多名 *** 高级将领在此学习生活。至长征前夕，该校已培育出包括彭雪枫、宋任穷等在内的三批优秀军政人才。

红军大学的教育理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方针首次由刘伯承于1935年10月上旬在卓木碉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中提出。

刘伯承针对边打仗边学习的复杂情况，亲自设计了教学计划，确保教育内容贴近实际战场需求。

学校主要开设政治和军事两大课程，政治课程涉及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而军事课程则包括六种战术：打骑兵、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此外，刘伯承还强调后勤支持和兵力管理的重要性。

一次课程中，余天云要求提前休息，赖光勋坚持必须完成四小时的教学计划。此事报告给刘伯承后，他决定亲自参与下一课。他首先讲解了学习测绘的重要性，介绍了赖光勋的专业背景，然后监督课堂教学。

课后，刘伯承不仅表扬了赖光勋的教学质量，也赞扬了学员们的纪律和学习态度。

1936年9月，随着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成立，刘伯承在贺龙的推荐下担任了校长。此时的历史背景复杂，红军面临着北上的重大任务和敌军的持续压力。

刘伯承领导下的红军大学不仅关注战术和战斗训练，更在教育内容上作了广泛的调整和创新。

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期间，刘伯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这一年多极为关键。

尽管面临条件艰苦、战斗频繁的环境，他成功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并培养了超过三千名各级干部，实施了“边打仗边办学”的教育模式。这不仅是对战时教育的一种创新，也显著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组织力。

教学内容上，红大课程分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三大类。政治课程中新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军事课程中增加了《兵团战术》，均由刘伯承亲自授课。文化课程包括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等基础知识。

面对教育资源的不足，刘伯承曾创造性地指导文化教员使用实物模型来解释复杂的天文现象，这种直观的教学 *** 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理解和学习效果。

在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期间，刘伯承特别强调了对抗敌骑兵的战术训练。

他提供了一系列战术指导，如利用地形和有组织的撤退，以及强化日常演练，有效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准备和战术运用能力，使红军在遭遇敌军骑兵的多次袭击中均能有效减少损失。

随着1936年12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并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刘伯承继续以副校长及第二分校校长的身份，参与了红军教育体系的进一步整合和发展，直至1937年3月第二分校迁至甘肃庆阳并改称为抗大步兵学校，红军大学的历史使命随之达成，为抗战时期的军事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 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M].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