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终究只是“天朝”体系下一个无知而傲慢的官僚，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本文摘自：《天朝的崩溃》，作者：茅海建，出版：三联书店

琦善主要在北方任官，与西方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更不知“暎咭唎”位于四大部洲的哪个角落。在天津，他初见英国军舰，大为震慑，但并未改变英国属“化外蛮夷”的基本观念。在留今的大量奏折中，他用以描绘英国最典型的词汇是“夷性犬羊”，这也是当时官员的常用套语。就在广东中英谈判最紧张之时，他在奏折中有一段描绘英人行径的话：

“而今之在粤者，名为兵目，尤为野蛮之人，礼义不知，廉耻不顾，皆得在场惟（为）所欲言，纷纷藉藉，无非扛帮，肆其鬼域技俩。既不能以理谕，亦难以情遣。”

这些用语，活脱脱地显露了琦善只不过是一个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的官员，又怎看得出他对英国的主义、理想有向往之情？

如果说奏折上的话，只是用来哄骗道光帝的，并不能反应琦善的内心，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他又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对英方说话的。他在致义律的照会上写道：

“查贵国来此通商，迄今二百余年，从无龃龉。只缘不肖商人夹带烟土，致绝贸易。本年贵国

前来乞恩

，事在情理。乃先占据定海，本不能不

上干天怒

。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在天津时，叠奏贵国

情词恭顺

，方简派本大臣爵阁部堂来此

查办

。否则

大皇帝抚有万邦

，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

嘱令

交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

恭顺实迹

，

以便代恳恩施

。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

尚无滋扰

，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

倘其间稍失恭顺

，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

若非处处恭顺，俟奉大皇帝恩旨准行

，贵国有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议，未可专顾一面。”（

重点

为引者所标）

这完全是一派天朝的语言。琦善的逻辑是：只有英方处处表现“恭顺”，听从他的“嘱令”，这位“大臣爵阁部堂”才会把这种“恭顺实迹”，上奏于“抚有万邦”的大皇帝，英方才有可能获得大皇帝的“恩施”。就连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 John Henry Temple），看到义律转呈的这些文件，也不免大怒，为此专门训斥义律：

“我颇为不安地看到，在你与琦善全部文书往来中，你曾经容许他擅用了一种妄自尊大的口吻，而你自愿采取一种甘居人下的地位。”

实际上，义律的这种“甘居人下”的姿态，也是他后来丢官卸职的原因之一。

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绝无卑媚仍不失傲慢的举止。我们似可由此而看到他的内心：他以堂堂天朝的“大臣爵阁部堂”自居，又怎么会冀求“区区岛夷”所颁之荣？又怎么会贪图“蕞尔小国”所施之财？又怎么会将泱泱大清卖给连地处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