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历史：石刻背后的中晚唐
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 ——梁思成（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
1930年代，梁思成在山西、河北乡村调查古建，他的这句话透露出“石碑”在当地村民心中的地位。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凯旋门……宏伟庞大的纪念性石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普遍存在。尽管传统中国没有出现金字塔这类纪念碑式建筑，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并不缺少纪念碑。
墓志、德政碑、神道碑……这些石刻历经千年而留存于世，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
提图斯凯旋门。位于意大利罗马，门楣上镌刻的文字大意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敬献天才提图斯，天才维斯帕芗·奥古斯都之子”。
经历书写材料的两次革命， *** 纪念性石刻的传统为何仍能贯穿两千余年的历史？巫鸿认为，石头坚硬、素朴，尤其是坚实耐久的自然属性，使其与“永恒”的概念相连，象征着死亡、不朽、升仙。而它难以镂刻的特性，则使其为世人所宝重。古人曾说：
“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蠧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坐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嘉祥宋山小石祠西壁画像石，东汉晚期，2世纪后半叶。1978年出土。
于是，石刻成为了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的纪念物。
石刻的兴造、磨灭、重刻，本身便构成了古人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一部隐蔽而精彩的“无声”历史。
巨大而沉默的石刻如何反映中晚唐的政治角逐与社会心理？安史之乱后，唐廷和士人如何对待乱中叛投安史政权的“贰臣”群体？德政碑的颁授包含着中央与地方怎样的政治互动与微妙心态？仇鹿鸣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通过对石刻材料的搜罗分析，探究中晚唐的政治文化演变，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半世纪内长安中央与河北藩镇之间的种种互动，以及藩镇内部的复杂结构。
一、隐秘的角落：“贰臣”的生命史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里的张睢阳、颜常山指的就是唐朝的张巡、颜杲卿。在安禄山叛乱中，张巡誓师杀敌、嚼齿穿龈，颜杲卿在城破被俘后大骂安禄山，被钩断舌头。文天祥将张、颜二人作为忠义的表率，但实际上，当我们仔细检视唐臣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会发现像张、颜这样的忠烈之臣只是少数。
数量更为庞大的，是一群隐藏在史籍角落的特殊群体——他们或作为唐廷重臣，在安禄山攻占两京前后投附安史，或作为安史将领，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夕归降唐廷。他们便是翻覆双方之间的“贰臣”。
王伷墓志记录了这位“贰臣”在安史之乱中的辗转沉浮，也颠覆了以往我们对唐廷处置“贰臣”政策的认知。
王伷墓志。
光复之初，唐廷对“贰臣”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处置政策，处以腰斩、杖毙、赐自尽等刑罚，而对安史政权降将的态度则宽宏大量，意在招徕安史余党。作者认为，这种将“贰臣”“元从”区别对待的措施，体现出唐廷以“忠义”为标准来核查群臣在动乱中的政治表现，进而整顿官僚队伍，重塑帝国正统。
然而，战争形势的陡变阻止了唐廷的清算行动，在史思明叛军重新占据主动之后，唐廷对“贰臣”和“元从”都采取怀柔绥服的政策，以期尽快结束战争。
得益于这一政策的转变，王伷、萧华、邵说这些辗转于多个阵营之间的反复之臣，才得以在叛乱平复后仍能够在唐廷任职。
作者还关注到当时唐人对“贰臣”的态度。与一般印象不同，安史之乱后，朝廷上下普遍认为唐廷对“贰臣”的制裁太过严苛，对“贰臣”持同情态度。并且，正史传记淡化了贰臣的陷伪行径，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当时士人对贰臣的态度。不仅如此，士大夫私下往来的文字中也透露出对贰臣的理解与同情，比如，杜甫就曾给王维写了一首劝慰诗《奉赠王中允维》，为其辩白。
如若将唐朝贰臣的陷伪行径放到宋代或明清，无疑会为士大夫所唾弃、不耻——宋人司马光和清人赵翼就表达过对此类行为的不满与疑惑——但在唐朝却引起了士大夫普遍的同情。
作者认为，这种落差源于“忠”观念在中唐以后得到强化，并演变成一项无限义务。
在唐朝，君臣之间的恩报关系仍带有一定契约性，即君主本身亦需履行一定义务，而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抛弃百官、仓促离京的行为，实际上率先背弃了君臣之间的契约，因此臣下可以自寻出路。另一方面，在唐人的观念中，臣子只需恪尽职守，并无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这也体现出当时“忠”义务的有限性。
《明皇幸蜀图》。描绘唐玄宗西逃入蜀的情景。
这种对“贰臣”的同情与回护笼罩在安史之乱后的士大夫阶层中，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士人的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宋代之后，“忠”更是从普遍观念逐渐上升为规制士大夫行为的绝对道德律令。
二、墓志背后的“变”与“不变”
有研究者认为，使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仍保留“皇朝”“皇”而不署“燕”或“大燕”，是时人虽处安史治下仍心系唐朝的矛盾心态。但作者认为这一结论仍有待商榷，署唐国号或者未署国号的墓志中，不乏与安史叛军关系密切者，而使用“燕”国号的志主也有以身殉国的唐朝忠臣。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这些中下层官吏是否有展开“隐蔽书写”的能力与自觉。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这些墓志中国号、年号的使用仅仅是遵循墓志书写的格式，并不存在“隐微书写”的深意。作者强调，应以整体的眼光看待墓志文本，谨慎地考虑到惯常书法、撰文者习惯乃至随意性等因素，而不应对只言片语做过度解读。
不过，使用唐、燕年号墓志的分布、数量等，的确可以反映出双方控制范围的消长。例如，随着唐军攻势的展开，唐肃宗所用至德年号开始出现在两京出土的墓志中；而安庆绪奔走相州后，其所用天成年号皆发现在相州地区，反映出安庆绪版图日蹙的窘境。
安史之乱图。
丧葬是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乱也对人们的葬事安排带来了巨大影响。
吕藏元及妻张氏墓志记载了一场官方主持的盛大葬礼，然而，志文记录这对夫妇于乾元二年（759）葬于洛阳首阳山，墓志却实际出土于山西芮城。当时，洛阳正处于史思明控制下。可见，由于洛阳失陷，志主被草草安葬在了黄河渡口，早已 *** 成的墓志呈现了一场未曾发生的“哀荣”。当时在江淮避难的士人不辞辛劳地将故去的亲人归葬两京，即使权厝异乡，至少也留有墓志记录生平事迹。而死于战乱的普通民众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的尸骸只能由官府出资收敛，否则便陈尸荒野、枯骸狼藉。
但是，在动乱之初，士大夫阶层中仍存在着“不变”之处。士人们维持着原先的人际 *** ，唐室忠烈与安燕新贵之间仍保持着私交，陷伪的唐旧臣甚至会为唐室忠烈操办丧事、撰写墓志。唐、燕两政权的士大夫集团联系紧密，原有的社会 *** 运转如常。
三、纪念碑后的政治博弈
作者着重关注中晚唐中央政权与地方藩镇之间的互动与张力。纪念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不同于传统金石学的研究 *** ，作者将关注点放在碑志这一物质形态本身上，探究纪念碑的兴造、磨灭、重刻过程，及其反映出的历史。通过爬梳与分析唐朝初期、中晚唐、唐末五代德政碑颁授制度的演化，作者揭示出看似稳定的颁授程序之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罗让碑现状。
罗让碑是龙纪元年（889）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因其父罗让被追赠为工部尚书而立。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僖宗文德年间魏博牙军变乱，拥立罗弘信取代乐彦祯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对罗氏家族、魏博镇内部政治结构等皆有所记述。一方面，作者从传统政治史角度，根据碑文内容分析唐末魏博政治变迁，另一方面，作者创新地引入新文化史视角，探寻河朔藩镇建立巨碑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既往认知不同的是，魏博的节帅往往会在碑文中塑造忠义形象，忠义、忠诚等概念在碑文中被反复书写、强调，这反映出“忠义”思想仍然是河北藩镇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引入“表达-实践”这对概念，讨论了田氏魏博时期一系列政治景观的兴废。具体来说，政治权力争夺的过程属于“实践”层面，构筑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则属于“表达”层面。丧失了合法性，权力就无法长期维持，仅有合法性而缺乏权力支撑，统治则会瓦解。因此，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缺一不可、相互依存。
田弘正归顺唐廷，开启了中兴之路，在长安方面，唐廷抓住这一机会，在长安为其建立家庙，田氏家庙作为一种政治景观，象征着魏博“重霑王化”；在河北方面，田弘正也以一系列政治表演彰显新的风气：从僭越礼制的宏大府邸转移到旧日采访使厅中视事，请裴度撰写壁记，重修狄仁杰祠，这都成为魏博重归王化的重要象征。最后，作者指出，
随着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中晚唐的政治运作更多依赖一种“政治默契”。
如唐廷采用“遥领” *** 处理藩镇节度使自相承袭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政治装点并没有改变藩镇自行推举的实质，但至少在形式上维系了朝廷的体面。朝廷与藩镇心照不宣，各取所需，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君臣合作。正是依赖这种政治默契，政治的“实践”与“表达”之间的紧张才得以缓解。
狄仁杰祠堂碑拓片局部。
四、中晚唐历史的另一面
对大量石刻材料的充分利用是《长安与河北之间》的一大特点。传统研究往往将墓志、纪念碑等材料作为传世文献的附庸，且大多注重文字内容，而忽略石刻这一物质形态本身。作者则将出土碑志作为研究的核心材料，关注石刻本身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结合文字材料，作者追溯各个石刻的建造、传播、改刻、移动、存废过程，索隐石刻背后的政治博弈与社会心理，描绘了一部“无声”的中晚唐历史。
研究突破了旧有的历史框架，揭示出中央与藩镇之间以及藩镇内部复杂、多元的面向。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认为，中晚唐已分裂为唐廷和河北藩镇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
然而，作者却雄辩地指出，藩镇虽然割据自立，但节度使个人的统治权力合法性却又需要中央的授予，德政碑因此成为“中央与藩镇博弈的重要工具”。
作者从强藩向朝廷请碑、朝廷对请碑进行回应这一互动过程中，敏锐地感知到河北藩镇对中央的矛盾心态，即“即抗拒又依赖”。藩镇割据的局面绝非静态对峙，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中央与藩镇也始终处在复杂的动态博弈之中。在双方势力的消长中，藩镇对中央既有恭顺，也有反叛。
本书还对社会心理进行了细致考察。安史之乱后，朝廷对“贰臣”处以严苛刑罚，士大夫之间弥漫着对“贰臣”的同情，作者进而指出唐代士人这种心态的产生是源于“忠”观念的有限性。在对罗让碑的研究中，作者亦探讨巨碑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从碑文对“忠”的强调中窥见当时河朔三镇的社会文化心理——普通军民仍怀有朴素的忠义观念。有别于一般印象，“忠义”作为一种文化基础，仍然在维系朝廷与藩镇以及藩镇内部政治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