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封电报为何引出了民国史上更大的军阀火并？

1930年的新年钟声，带给南京国民 *** 的并不是人们期待中的祥和与安宁，“黄金十年”刚刚上路，却不得不面对着日益汹涌的暗流波动。中国 *** 领导的工农红军蓬勃发展，星星之火已趋燎原；中东路事件余波未平，中苏关系、乃至国民 *** 的外交局面都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实行银本位制度的中国货币随国际银价的下跌而严重贬值，大量白银被美国收购，以至于蒋介石都对时局发出了“民生凋敝，国帑空虚”的感慨；而更值得担忧的则是南京国民 *** 内部的重重矛盾，1929年的“护党救国军”虽告瓦解，但国内地方势力派林立的形势却没有根本的变化。

在政治统一和节流财政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极力推行其军事编遣方案，以双重标准向重兵在握的地方实力派开刀，这激起了各地军阀的强烈反弹，而首先站出来与蒋公开对抗的，是雄踞平、津、晋、冀的阎锡山。

蒋与阎的矛盾，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两人曾为共同的利益多次合作，但也曾多次反目，加之阎锡山在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地方势力派均遭到蒋沉重打击的同时，不但得以独善其身，而且日益做大，渐渐成为了蒋介石实现全国实质统一的心腹大患。

1929年初，蒋介石就曾派宋子文衔命前往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地区的税收化为国民 *** “国有”，以经济手段钳制了实际控制平津的阎锡山。在借助阎锡山平定唐生智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将河南的军政大权交予晋军，反而频繁调动嫡系部队北上河南和安徽北部，并任用叛将石友三作为河南清乡司令，以图伺机北上。

面对如此沉重的军事与财政压力，阎锡山选择不再沉默。1930年1月16日，他借在太原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的机会，在演说中反对蒋介石专权，指责蒋介石制造了 *** 和国家的分裂，进而提出了要建立“整个的党”和“统一的国”这一理念。

面对阎锡山的公开挑战，蒋介石自然不会示弱，他一边继续调兵遣将，一边用电报向阎锡山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在电报中以“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把握”的措辞敲山震虎，而阎锡山在翌日便回复蒸电对蒋进行反驳。以此为始，南京和太原方面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电报战”，并时而以公开谈话和文告为补充，互相责骂。

关于统一方式的问题成了双方电报战交锋的之一个焦点话题。阎锡山在2月10日的蒸电中将内战的根源归咎为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他认为国内“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今者山确认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对此，阎锡山打出了“和平统一”的大旗，“礼让为国，舍此莫由”，以“党事决诸党员，完成整个的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决议案”为细则，要求蒋介石“在野负责” 。

对于阎锡山以下野为逼迫的来电，蒋介石在两天后的复电中辩称：“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能诿卸。此时国难正急，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在坚拒下野的同时对阎锡山反击道：“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绝非有轻用武力之意。唯对于凭借武力谋危害党国者，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 2月24日，蒋介石又授意何应钦致电阎锡山，称“百川果诚意下野，尽可径自出洋休养，以息谣琢。若欲为人民服务，则请拥护中央”，逼阎锡山下野。而晋系、冯系将领则纷纷发表通电慰留阎锡山，一时间争执不下。

治党治国的原则问题，则成为了双方电报战的又一个焦点话题。阎锡山主张“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在2月20日的电文中他就声称：“唯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须一齐交还于党，再行编遣”，明确反对蒋介石个人集权，并建议成立元帅府一类的机构参与决定党、国的大政方针。

“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一时间成了反蒋派口中的流行语，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这一论调使得“党国的基础几乎动摇，革命的前途也感到非常的不安” 。他一方面致电阎锡山加以反驳，一方面指使五院院长联名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军人文》，以强硬的口吻明示各路实力派“须视军队为国家之武力，不应视军队为个人之私产”，以示回击。

关于 *** 三全大会的争论，成为了双方电报战的另一个关注点。阎锡山指责蒋介石一手包办了 *** 三全大会，而这次大会所产生的中央、发表的决议，都是蒋介石“一人之命令”，要求先由全体党员投票的方式决议三全中央的合法性，才能实行编遣。对此，蒋介石辩称三全中央是合法产生的领导机构，任何反对三全中央的人，就是党国叛逆，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随着电报战的深入，蒋、阎双方的阵线各自明朗，尤其是反蒋势力纷纷闻风而动，渐渐聚集在阎锡山的大旗之下，一场新的内战浩劫正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