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被免去外交部长之后
乔松都在特殊时期的记忆总是十分模糊，她依稀记得：“从 1973 年秋季起,我和哥哥一直未见到爸爸……”
“每当看到同事们下班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爸爸慈祥的笑脸和他那瘦高微微驼背的身影。我默默祈祷着期盼着自己的亲人一切平安顺利。”从那时起，她就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1974年5月26日至6月2日,已升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陪同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访问西安、昆明。
1975年，乔冠华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30届联大。
在联大开会间歇,乔冠华来到了纽约郊区,参观美国总统格兰特墓园。格兰特墓附近有一块小苗圃,四周用树围着,走近时,一块汉字碑赫然映人人们的眼帘。
乔冠华弯腰一看,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从没有见过,大家都来看看。”
原来，上面记载着清朝总理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派大员来美商谈八国联军赔款问题的简要经过。
碑上的字虽已不是很清晰,但仔细观看,还是可以辨认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地利组成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在北京大施暴虐,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大量的银元流入这些野蛮的侵略者的国库,这是一段十分惨痛的耻辱史。
乔冠华看了这块石碑,心中升起了无比的愤怒,他自言自语地说:“国若是不强，只能是任人欺凌的下场，何从谈正经外交啊?”
于是，乔冠华写了一首若干年后被当作“反诗”批判的打油诗。
后来，这首诗从女儿乔松都口中再传出，口气却是随意而释然：“几年过去了，外交部熟人中还流传着父亲在“四人帮”横行年代写过的一首小诗:笑看鸡虫斗,惶惶无已时。无如小窗里,卧读辋川诗。”
这首诗本意是把当时英法美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与腐败无能的清朝 *** 的关系比喻为“鸡虫斗”,十分恰切、形象、生动,反映了乔冠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恨”和对腐败无能的清朝 *** 的“怨”。
但在当时，这首诗却被歪曲文意，成为了泼向乔冠华的一盆污水。
1976 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乔松都仍记得：“那天是周六,我从学校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无数的花圈和诗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6 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乔松都说：“10月“ 四人帮”倒台,我们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 *** 到外交部乃至爸爸身边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有不少牵强附会、相互矛盾的说法。”
1976年，乔冠华参加第31届联大回来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
1970年9月20日，乔冠华之妻，乔松都之母龚澎因脑动脉血管破裂而逝。
对于乔家人而言，那是极其灰暗的几年。
“妈妈去世后，爸爸在逆境中更加悲愤努力，他的一些出彩华章，包括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发言稿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随着1973 年家里发生的变故,我只身在外,没有想到,这三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1976年12月,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爸爸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我们听到传说中的一些事情很震惊。”
“身为女儿,我很难把传说中的事与父亲一贯的形象吻合起来，在我眼里,爸爸一向是与正义、诚实、光明磊落等品行联系在一起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几年，乔松都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之中，父女之间交流甚少。
在女儿眼中，乔冠华也并非一个“老成”的父亲，乔松都说：“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义,遇到不平的事喜欢站出来仗义执言，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在有些人眼里,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够沉稳。”
实际上，乔冠华与妻子龚澎皆才华出众,但夫妻二人性格却不尽相同。
作家杨闻宇透露道：“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尽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
乔松都无法把人们口中那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同自己的父亲联系起来。
或许作为父亲或外交工作者，乔冠华在众人眼中的性格是多面而丰富的，但只有一点——对妻子逝去的悲痛，的的确确是真切而难以掩饰的。
杨闻宇感慨道：“聪明、美丽的龚澎去世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他是个感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他们数十年的夫妻感情很深……有时,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也不加丝毫掩饰……”
有一次,半夜时分,人们都已酣睡,乔冠华孤苦难忍,他打 *** 给邻居符浩说:“我很寂寞,我受不了,老符,你若有空就过来聊聊吧……”
乔松都也知道，在特殊时期，乔冠华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忍辱负重正确对待冲击,白天挨斗,晚上批文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宁愿挨批斗,也不说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博得了外交部干部的尊重。有老同志说,老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然而，不久,乔冠华的身体也垮了下来。
“爸爸以分析评论国际形势而著称，但当遇到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许多年来,不论龚澎在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她在生活中的和风细雨,乔冠华大多言听计从。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
乔松都说：“在大风浪扑天而来的时候,爸爸几次找到曾在妈妈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事,商讨如何应付那些微妙复杂的难题。”
1977年3月，乔冠华因为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乔松都说:“那时我在大学里还没有毕业。我所知道的，爸爸过去没有心脏病病史，现在却接连发生了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在大会上,他从兜里取出 *** 放在嘴里……”
乔松都这才发现，自己仍然挂念着父亲：“我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
“外交部有关人士通知了哥哥这一情况,并且说,爸爸的事情还在审查之中,尚无什么定论。哥哥提出到医院看望父亲,希望能和他谈谈心,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爸爸在医院见到哥哥后非常高兴,他们像朋友一样谈了起来似乎彼此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乔冠华颇为感慨地对子女说：“当初我十几岁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长很长,可现在又有谁能理解这一切呢？”
谈到当前，爸爸的情绪有些低沉，哥哥对爸爸说:要保重身体,只有身体好,才能向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无论如何要保重自己,我们都在等着你。"
爸爸在重病中见到儿子,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病历上留下这样的记录:病人逐渐可以吃进一些东西,并且能按时入睡了。经过几番治疗,爸爸的心脏病逐渐痊愈了。
尽管父女关系紧张，但乔冠华的病历乔松都却记得很清晰：“在爸爸的病历中，从1971年开始,出现了“高血压”字样，那是妈妈去世后的半年里：1976年9月下旬，有了“胸闷气等心绞痛”的症状描述：1977年3月17日,病史中呈现了 “急性心梗”的诊断。”
1978年8月,乔冠华咯出带血丝的痰,经检查,他的肺脏出现了占位性病变。
10月24日,日坛医院黄国俊和张大伟两位主任为他进行了右上肺叶切除术。
乔松都印象很深：“病理切片证实为癌症。
后来乔冠华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中旬，乔冠华在医院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出院后又回到了他的家。
1983年4月,乔冠华再次卧病在床,一位年轻的朋友来看望他,谈到所谓“信仰危机”的问题。
乔冠华坚定地说:“我信仰马列主义已经半个世纪了。如果动摇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岂不是否定了自己一生走过的路？个人遭遇不论何故何因如何坎坷不幸,我的信仰绝不会动摇,我要带它去见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