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有什么本事？为什么他能被三朝皇帝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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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载入《明史‧方伎传》中的御医共有五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令三朝帝王看重的御医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年)，字原礼，号肃斋，明朝浦江(今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人。他“生儒家，习闻诗礼之训，拳拳有志于泽物”；“自幼庄重，不苟言笑，孝谨温良”；“读书明大义，颖悟绝人”；“暇日于星象堪舆风鉴之术，靡不旁推曲究，尤精心轩岐书”。
他20岁时，跟父亲徒步到义乌，找到“时称为丹溪先生”即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拜其为师。说戴思恭“颖悟倍常”，此言不虚，连丹溪先生都“一见奇之”，因“爱其才敏，尽以医术传之”，“倾心授之”。而戴思恭“自是识日广，学日笃，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验”，“遂以医道鸣浙东西”。在他成为医官前，就使“京师缙绅家无不敬爱之”，因“服其剂者，沉疴豁然如洗”。
戴思恭“术有神传诀，医随病制方”，明朝洪武时被征为御医，太祖朱元璋对他十分爱重。当时，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患了瘕病，良医正韩奭治不好，朱元璋就派戴思恭前往诊治。戴思恭到那儿一看，韩奭所开的药方并无不妥，就问燕王有什么饮食上的偏好。朱棣回答，“爱吃生芹。”戴思恭说：“明白了。”他一剂药下，燕王排出了很多细小菜虫，病也就好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燕王写信给戴思恭，其中还说到“数年前吾病甚剧，赖汝医好。二三年前，又苦腰痛，针药不效，服汝所制‘滋阴丸’好了”。燕王登基后的永乐四年(1406年)，戴思恭与世长辞。成祖朱棣仍不忘在“御制祭文”中写道，“朕昔在藩国，忽撄奇疾，更数医弗效，积久愈剧，乃召尔于金华。尔至，施不数剂，去其固滞，遂底平宁。朕心眷念，未尝忘之。”
洪武十九年(1386年)时，戴思恭曾治好了朱元璋第三子晋王朱㭎的病。但不久之后，朱㭎还是旧疾复发去世了。朱元璋大怒，要严惩晋王府的诸医官。此时，戴思恭从容觐见，对太祖说：“臣以前奉命给晋王治病时就说过，晋王的病暂时好了，但病毒已入膏肓，恐怕会复发，到时就没法治了。现在看果然如此。”朱元璋听后，就赦免了医官们。那时，有皇妃因爱喝烧酒而出现腹痛。戴思恭治好后就告诉她：“十年后必会复发，到时再无方可治。”十年后，这位皇妃果然因此病复发而亡。
朱元璋深知戴思恭的医术，因此很信赖他。后来，他年事已高，朱元璋便准许他“风雨辄免朝”，甚至“免其朝诣见”。
1398年，太祖朱元璋得了重病，传召诸医侍疾。他久病不愈，一怒之下便要治御医们的罪。这时，他安慰身旁的戴思恭说：“朕知道你是仁义之人，不关你的事，不要怕。”未久，太祖驾崩，其孙朱允炆继位。
这位建文帝“罪诸医”，却唯独擢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而这一职位是当时御医中品阶更高的，可见明朝第二代天子也对戴公十分恩厚、敬重。到了第二年(1399年)，戴思恭去世多年的父亲也被追赠为太医院使。
1400年，朱元璋第二十子韩宪王朱松对戴思恭“尤加爱重，为书‘肃斋’二大字以赐之”。国子监祭酒张显宗在其《肃斋赞》中说，戴思恭“年已八十，而进修不懈，题其燕居之室曰肃斋以自警”；“韩王殿下闻而嘉之”。名臣蹇义在其《肃斋跋》中说，戴思恭“号肃斋，盖肃者持敬之意”。
在明朝皇室与诸臣僚看来，戴思恭不仅对人谦恭，还很仁义。1402年，朱元璋第十五子辽简王朱植“大书仁义二字赐之”。辽简王说，“太医院使戴原礼，精于医学。昔我太祖高皇帝，尝嘉其能，以仁义为心，特赐此‘仁义’二字”，以宠异之。”
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也说，“太医院使戴原礼，家世医也，存心济物，誉称乡邑，用荐者言，擢居是任，出入禁闼，夙夜小心，恪恭厥职。高皇帝尝谓之曰：‘老戴仁义人也’。”
朱元璋很赞赏戴思恭的“仁义”，在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高逊志的《仁义赞》中也有记载：“太医院使金华戴公，以硕学奇术，早事孝陵，特受知遇，尝顾谓曰：‘汝读书有仁义，在医流中非他臣比也。’公拜稽首不敢，当朝之公卿大夫咸闻知之。”
除了太祖朱元璋，与戴思恭关系最为亲厚的一位帝王恐怕要数朱棣了。据深受朱元璋赏识的名臣卢原质记载，成祖朱棣“勤于政治，于君臣鲜所引接，时时乐与公语，或捋其须，或命坐御榻下，与论古今事，每抵暮始休”。遗憾的是，这种君臣同乐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待“皇上正天位”后，戴思恭“以耄不任事为请，弗从，至数四乃许之”。因他一再请辞，朱棣才允准这位能与之坐榻相伴、论古今事的老御医归乡而去。
“年愈高，而德愈劭；身益荣，而心益卑”的戴思恭于“永乐甲申三月致仕，驰驿而还”。不想到了冬十月，朱棣就“命使者乘轺召公”，不巧戴思恭那时“坠楼卧疾”，“以疾笃不起”。于是，朱棣等到第二年夏四月，又“遣内臣杜典、院判袁宝，赉赐礼币褚镪至家，以安车迎之，召见”，“免拜跪”。半年之后，戴思恭“复请归”。于是，这年十月十四日，朱棣又“赐金币褚镪，敕吏部选同乡官一员驰传送回”。
多年前，戴思恭治好朱棣的瘕症离开北京时，朱棣曾说“我日当分膳与卿”。多年后，戴思恭最后一次还乡时，朱棣仍叮嘱，“朕复招汝，汝即来也”。只可惜戴公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端坐拱手，瞑目良久而逝”了。
戴思恭年少就得丹溪真传，到老仍对师父礼敬有加。他去世前不久，还不忘去祭扫丹溪先生之墓。他最后一次“乞骸骨”归乡后，就立即说：“我久不上丹溪墓所，将治牲醴以修拜扫。”随后，便“置殽羞，拜丹溪墓”。
他所撰写的“《证治要诀》、《证治类方》、《类证用药》诸书，皆檃栝丹溪之旨”。尤其是《推求师意》二卷，更意在推求“丹溪未竟之意”。
清嘉靖年间，王讽为《推求师意》作序曰，“所学于丹溪者众，专其论著为原礼也者。何姬曰：丹溪之门称高第者，原礼也”；“原礼乃能冥会其意，而推阐其所未尽”；“广丹溪之志”。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题朱彦修遗墨后》中说，“原礼以其学行于浙河之西，从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广。”明朝翰林编修王汝玉也说：“后之人能知丹溪之学者，皆(戴)公有以倡起之也。”
戴思恭毕其一生，谨守着恩师的教诲，倡其之学，广其之志。明朝翰林学士董伦对他的评价是：大或活千人于片言，细或起尫羸于濒死。众人推之为长者，天子称之为仁义。正如明史云，他“无愧其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