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死于李斯有何关系?他真的始在借刀杀人吗?
韩非的死于李斯有何关系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历史网小编告诉你。
李斯本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的一介平民,他拜荀子为师,学成后,观天下大势,认为秦国既有兼并天下之心,也有兼并天下之实力。于是立下宏图大志:助秦王一统天下。
李斯到了秦国,先拜在相国吕不韦门下,李斯出众的才华很快得到吕不韦的器重,吕不韦认定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能辅佐秦王做一番大事业的人,由吕不韦推荐,李斯跟随在秦王嬴政身边,算是他的伴读,平日里他和嬴政谈论分析六国政治军事优劣,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秦王嬴政的赏识和器重。
李斯向嬴政谏言:灭六国先灭韩,一是韩国实力最弱小,再有出函谷关就是韩国,它挡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灭韩可以对其它诸侯国形成压力。嬴政认同李斯的意见,开始筹备发动韩国的战争。
在韩国,有一个人叫韩非,他是韩国的宗室子弟,也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代表,他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学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他吸收老子学说的精华融入自己的学说,他留下的《韩非子》一书,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治国的思想基础之一。
在李斯去往兰陵拜荀子为师时,与他相向而行的,正是韩非,他们两人同时拜在荀子门下,也是老师荀子引以为傲的更优秀的两个学生。在共同学习的岁月里,韩国公子韩非和平民出身的李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斯欣赏韩非的渊博与深邃,而韩非,他羡慕李斯的自由和果决。
荀子、韩非和李斯,师生三人的思想并不统一,但不影响他们彼此之间深刻的尊重。
荀子认为,将以 *** 强制力为后盾的“法”,用以弥补“礼乐”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不足,治天下,必须礼义与刑罚并重,他主张礼法互补。但荀子是有侧重的,他认为治国的根本是礼,法是必要的辅助。
李斯反驳他的老师,他说如果礼义是根本,那你什么解释秦国呢?秦国从来不讲礼义,他们永远执行最简便和最实用的治国方略,经过变法和三四代秦王的努力,秦国的实力远超他国。国家富强,才能谈及其他,否则甚至可能要面临灭亡的命运。所以,秦国才是治国的榜样。
荀子激烈反对李斯,说表面上秦国很强大,但他与天下为敌,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大家都急功近利,所以世道才如此的混乱,但这不会长久。你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而应该看到问题的根本。
相比老师的以礼乐为本,和师兄的实用主义,韩非相对折中,他说:儒家学说主张的礼、德和仁爱固然是好,但平庸的统治者更常见,民众也没有普遍的自觉性。现实是庸君庸臣在治理国家,民众不可能自发地生出大义,所以,治国不能天真地依靠明君贤臣,而是要在庸君庸臣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制度设计。
他们都是正确的,区别在于不同阶段,不同的现实条件,选择最有利的那一个罢了。三人的主张也受到个人认知和诉求的制约。荀子已经年迈,他考虑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当然深刻,中国后来两千余年的历史为他做了更好的证明。
李斯之一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功,他明白,秦国是他实现梦想的地方。有人评价李斯是个自私的人,又说他是个冷血的人。如果单评价一个人,李斯有他的弱点,但李斯后来的选择证明了,他才是那个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的人,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韩非不同,他是韩国贵族,和李斯相比,他没有个人的自由,他生来就是要为韩国服务的,他来求学,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韩国图强之路。回到韩国的韩非,屡屡上书国君请求变法以让国家富强起来。
此时的韩国面积已经非常小了,除了都城,只有十几个城邑,在强邻秦国虎伺之下,韩国根本不具备发展的条件,更无强大的可能。向秦国纳贡也许是苟延残喘的唯一方式。韩非也可能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他的身份和使命决定了,明知不可为,也只能为之。这是韩国之悲,对于伟大的思想家韩非来说,更是个人的悲剧。
韩非退而著述,十年时间,他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十余万言。看过他著作的人无不感慨佩服到无地。一次,嬴政看到了韩非的《孤愤》和《五蠹》,他拍案叫绝,说要是能和此人坐而论道,死而无憾。于是,嬴政请韩国将韩非送到秦国来,嬴政迫切地想要见到韩非。
韩非来到了秦国,他不是来和秦王坐而论道的,从身份上来说,他是和韩国生死休戚的国家代表。吊诡的是,韩国的生死存亡系于秦,但真正欣赏他甚至可称之为他知音的,正是他和他的国家更大的敌人——秦王。当然,还有他的同学、好友兼知己——已是秦国公卿的李斯。
韩非向秦王嬴政递上自己的请求《存韩》。这和李斯灭六国之一先灭韩的战略背道而驰。以嬴政的做事风格,韩非秒秒钟将成为刀下之鬼。但嬴政很犹豫,他太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了,他甚至希望韩非能与李斯一起助自己平定天下。也许李斯也曾经有这样的念头。但当二人都明白韩非不可能为秦所用时,韩非其实也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李斯向嬴政的进言: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只会为韩国效忠而不可能为秦国效力,大王爱惜人才舍不得杀他,又没办法重用他,终究还要放他回韩国的,这是在为自己留下隐患,从长计议不如杀了他。秦王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于是李斯令人给韩非送去了毒酒。后来秦王后悔了,急忙令人去赦免韩非,可是韩非已经中毒身亡了。
后世依据这段故事,认为李斯这是在借刀杀人,他杀韩非是因为深知自己不如韩非,是嫉妒他。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理由有三。
一、李斯和韩非二人地位悬殊,李斯根本没有必要置韩非于死地。
韩非来到秦国时,李斯已经是最强大国家的重臣,是秦王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而韩非说白了不过一使者,也可以说是韩国送来的人质。二人地位形势相差是巨大的。李斯根本没有必要除掉一个对自己毫无威胁之人。
二、李斯和韩非互为知己,无论是现实还是感情,李斯都更希望韩非能为秦王所用。
李斯对韩非是敬重的,对于老同学的到来,李斯甚至是激动的,这体现在他亲自出城去迎接自己的同学的行动上。时移世易,二人当下的身份已经完全颠倒了,二人也都是和自己的国家命运紧密相系,成了无法统一的矛盾体。这不禁令人感到悲怆,却又无可奈何。对这一点,韩非是,李斯又何尝不是呢?
李斯笃定秦国终将荡平六国,完成中华版图之大一统。这个大势无人可以抵挡。而韩非应该也是明白的,笔者猜想李斯或许会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韩非可以为秦王所用,摒除自己的家国概念,以天下为任,完成天下统一。
两人过往的友谊和信任基础,尤其是彼此欣赏的基础,一个人存有这样的想法,是人之常情。
三、李斯的之一身份是个政治家,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感情面前,李斯当然要做出和他身份相匹配的选择。
韩非郑重向秦王上书,提出“存韩”,李斯明白,韩非是自己的敌人。而敌人是应该被消灭的。李斯是秦国的重臣,在他的价值链上,国家的利益是之一利益,不要说是个人的感情,就算是家人的性命,一方一隅的利益,该牺牲的时候也是要牺牲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汗牛充栋,随便就能举出一大堆来。
所谓的妒贤嫉能说,不是没有,但在李斯和韩非之间,应该不存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土壤。遗憾、无奈、痛惜,是韩非悲剧结局,所以当事人更真实的感情。尤其是以无情著称的秦王。秦王对韩非的态度,也注定了对待韩非,李斯不可能独断专行。
我们猜想一下韩非临死时,他该有怎样的心境呢?
对于自己欣赏的老同学李斯,尚在李斯一文不名时,韩非就是羡慕他的,最羡慕他的,就是他的自由,羡慕他能无牵无碍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他自己,只能回到韩国,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韩非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是那个时代极少有的能将法、术、道、儒等学说杂糅到一起,取其精华,找出非常客观和切实可行治国方略的人。韩非在某种程度上,总结并完善了前人的学说,我们今天将韩非的学说看做是法家,其实,称他为春秋战国思想集大成者才更为恰当。
韩非的思想在他活着时无法被韩国所用,更无法在他国所用,这是韩非的悲剧。可是,秦国要走的路,秦国的战略,韩非是认同的,他更加明白,他的同学、好友和知己李斯,是最有可能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的。如果二人的地位和情势倒过来,韩非会饶恕李斯吗?
我敬重你,佩服你,可是,你是我的敌人,你和我都不仅仅只代表我们自己,杀了你,是我必须要做的。
我敬重你,佩服你,可是,我只能是你的敌人,你杀了我,我完全理解,你做得对,如果反过来,可能我也只能如此。
笔者更倾向于二人是这样的的内心世界吧!
韩非死后,李斯协助嬴政完成大一统的帝国基本的建设,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同驰道同轨。秦在一统天下的过程里和后来对于国家的治理模式上,很多地方继承了韩非的思想,韩非的理想算是实现了,不能不说,这算是从另一个方面对韩非的告慰。
甚至,就连秦国的一统之路,也是先灭了赵国,再回头灭韩的,这个举动,不知道是不是嬴政多少受了《存韩》的影响和触动?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斯有一段盖棺定论性的总结,笔者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司马迁说他更大的问题就是阿谀奉承、曲意附和。所以最后才落得个被腰斩、夷三族的下场。若他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李斯历史地位就可以和周公、召公并列了。
这令人不免想起他的老师荀子曾经告诫他的,说你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只看表象。而李斯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晚年太留恋自己的高官厚禄了,畏于赵高和胡亥联合起来的绝对优势,而屈从他们的驱使,昧着良心杀扶苏,杀蒙恬、蒙毅等国之柱梁,终究因为倒行逆施,逆问题的本质,天道轮回,李斯自己终于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