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年少时就非同小可，长大后敢怼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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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作为封建王朝的典范，既曾有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在位，自然也不能缺少可为后世师表的名臣，所有唐朝四大贤相，一般指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其他如狄仁杰、张柬之、张九龄、张说等也都各有建树名传后世。

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初期，刬除积弊，扫除武则天男宠和太平公主等长期乱政的隐患，一改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等暗弱君主的举止失措，任用贤臣，发展经济文化，在开元和天宝初年逐渐达到了大唐王朝的全盛时期，这就是著名的“开元盛世”，后来经历了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大诗人杜甫还满怀感慨地回忆起那段幸福时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姚崇、宋璟正是其中更大助力之一。

《三字经》里有一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不光大文学家苏洵如此，他的前辈姚崇也是这样。据说，姚崇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浪荡子，就像满清八旗子弟一样，干着玩鹰遛鸟养蛐蛐类似的勾当，喜好打猎玩弄弓马。蹉跎到二十多岁，对于书中义理尚不明白。一回，他去拜谒亲友，宴席之上有位善于相面的人告诉姚崇：“先生面相贵气十足，将来必定成为宰相。”姚崇才开始觉得惊奇，回家就把这句话转告了自己的母亲。姚崇的母亲听了便上心了，劝令姚崇读书，姚崇也开始树立大志向，把自己豢养的鹰鹞都放了，从此折节读书，逐渐能下笔成章。也有说法称，姚崇刚开始要折节读书，是在亲戚家看到了亲戚收藏的一套书，即《修文殿御览》，读后大喜，觉得这样的书里蕴含着大智慧，从此不玩鹰鹞改玩三坟五典史书经书了。后来姚崇逐步走上仕途，历任地方州府大吏，又在朝任职。

从武周时代开始，姚崇就显露出贤相应该具备的公正秉义的品格。武周朝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发展，总体上看可以称作承前太宗皇帝遗业，把贞观之治的底子进一步夯实打牢，为全盛的开元年代奠定基础。然而武周朝的政治风云波谲云诡，斗争十分残酷，李姓宗室和武家的残酷斗争，武则天为巩固统治的滥刑与大肆搜捕之风，虽有狄仁杰、张柬之等忠志之士匡正辅弼，但毕竟是朝野肃然，再加上武则天任用官员向来是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的，来俊臣等奸臣也曾备受信用，更使得朝堂之上忠正敢言之士愈发凤毛麟角。

有一回，连武则天自己都感慨地说：“近年以来，朝臣有许多被周兴、来俊臣推勘牵引的，国家法度在此，朕也不能违背。但是其中恐怕也有滥刑误罚的，所以朕也时常派左右亲信之臣亲自推勘事实，得到的回报还是那些朝臣认罪供罪，于是朕也只能不以为疑，准其所奏了。自从周兴、来俊臣等人犯法身死，到现在却很少再听闻有反叛作乱的臣子了。朕这才有所明白，从前那些引颈就戮的臣子，恐怕还是有含冤受屈者吧？”武则天说这番话，无非还是要为自己滥刑虐刑开脱，要把罗织的罪名统统甩给自己信用的奸臣头上，其实这些奸臣的作为本来就是武则天用他们的目的，这时还要假惺惺地对冤死的臣子们表示同情，帝王虚伪一向如此。

旁边的侍郎姚崇见状立刻进言：“自从垂拱年间以来，被诬告身死家破的朝臣，全都是被枉法酷刑折磨而被迫自己诬告自己而死的，那些所谓的告发出首者呢？还津津自喜以为是功劳。于是天下人都觉得我武周朝廷多为罗织罪名，比汉朝的党锢之乱还要严重。陛下说您为了怕有诬陷之事还特意派近臣亲自审问案件情况，其实陛下哪里想得到，您的近臣自保尚且不暇，怎么敢去质疑那些陛下十分信用的奸臣告发之辞呢？幸好如今上天显灵，陛下幡然醒悟，诛灭那些奸臣凶竖，朝廷现在才逐渐平安喜乐起来。所以哪里还会有什么反叛的呢？”姚崇一番正论，话语中对武则天当政信用奸臣的弊端的劝谏批评不可谓不直接，可见姚崇直言敢谏和一秉大公。

武则天当然也并非没有气量的君主，君子小人之别还是拿捏得很清楚的，听罢不以为忤，反而大悦：“以前的宰相只会随声附和顺成其事，最终将朕陷为滥刑之主。今日听爱卿你的一番话，才合我的心意。”于是当即赏赐姚崇千两白银。

说到武则天的大度能容，还有一典型事例。当年骆宾王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写檄文，其中痛骂武则天“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言语几近辱骂，极度羞辱，武则天见之不怒反喜，反生了爱才之意，还说：“此人不能为我所用，是宰相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