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于聪明败于自负的诸葛恪：诸葛恪是什么样的人
诸葛恪(公元203--253年)，字元逊，琅琊阳都人(今山东沂南)，三国时期吴臣，蜀相诸葛亮之侄，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孙登为太子时，恪为左辅都尉，是东宫幕僚的领袖。陆逊病故，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继位后，恪执掌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恪开始骄矜轻敌，不顾国力不支，大举兴兵伐魏，惨遭合肥新城之败。回国后为掩饰错误，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峻与孙亮设计杀害，并被夷三族。
一、聪明机智，号称神童
史书中对人物容貌形象的记载并不多见，比如《三国志》说诸葛亮“身长八尺”，说诸葛瑾“有容貌思度”，说孙策“美姿颜”，说周瑜“壮有姿貌”，说鲁肃“体貌魁奇”，都是简单的几个字说出人物的主要特点而已。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所引用的《吴录》却对诸葛恪有详细的描写：“恪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頞，音è，鼻梁)，大口高声。”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恪的相貌是不同常人的。身高七尺六寸，当属中等身材；少须眉，则似乎少了男子汉的气势；折頞广额，是折的鼻梁加上宽大额头；大口高声，是说嘴巴和声音又不同寻常。
《江表传》又记载了诸葛恪的主要特征：“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孙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这些是对诸葛恪聪明机智的总体概括。
《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恪父诸葛瑾面长似驴，有一次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诸葛瑾字子瑜)。年仅六岁的诸葛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
有一次孙权问诸葛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为优。”此话暗讽诸葛亮明人事暗主，赞其父所事乃英明之主，引得孙权又大噱(大笑)。
孙权在一次宴会上，命恪行酒，至老臣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曰：“卿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周武王称姜子牙为尚父)，秉旄杖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后来，蜀国来使，群臣并会，孙权对蜀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意思是蜀国就是在外面给吴国养马的)，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所引《恪别传》也记载了几个诸葛恪的故事。
孙权曾宴请蜀国使者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一个写小麦，一个则写磨面)，咸称善焉。
孙权曾问诸葛恪：“卿何以自娱，而更肥泽？”恪对曰：“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语出孔子《论语》，下一句为心宽体胖)，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又问：“卿何如滕胤(恪之好友，弱冠尚公主)？”恪答曰：“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
诸葛恪曾向孙权献马，并在马耳上割了印记。当时范慎在坐，嘲恪曰：“马虽六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
有一次太子对诸葛恪开玩笑：“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这个回答最为巧妙得体，否则会失去君臣身份。
《江表传》记载，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
机智幽默必须以博学多识为基础。《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三回《猴冠欺御史，皮相显真人》里有这样的故事，三国时武康一人入山伐木，得一大龟，欲献吴王。途中夜宿桑林，夜间桑树对龟说：“元绪，元绪，乃罹此祸。”龟说：“纵尽南山之薪，其如我何！”桑说：“诸葛恪博物，恐不能免。”进献，命烹之，不死。问诸葛恪，答：“当以桑树煮之即死。”献龟人因而说了夜间桑树与龟对语之事。吴王使伐桑树烹煮，龟即溃烂。
二、文治武功，颇孚众望
诸葛恪年方弱冠，即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孙登讲论道义，并为宾友。诸葛恪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和太子孙登以及同僚们相处得很好，互为好友。后来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孙权“欲试以事”，想看看诸葛恪能不能担当更重的责任，就在典掌军粮的节度官徐详死后，让诸葛恪代替了徐详。因为掌管军粮“文书繁猥，非其好也”，后来又派诸葛恪去带兵。
诸葛恪参与了军事活动以后，认为“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一再表示，自己可以让山民出山接受地方的管理，而且三年就可以获得甲士四万。当时，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山谷万重，而且民俗好武，崇尚勇力，前代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皆以为难。”诸葛恪硬是力排众议，“盛陈其必捷，吴主乃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使行其策。”(《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因为这次拜将是否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众人以为不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所以，“授棨戟(一种木制的、形状像戟、官员出行证明身份的东西)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三国志·诸葛恪传》)可以说这是一次少有又相当隆重的官员任命仪式。
这次丹阳赴任，孙权很重视，诸葛恪自己也深思熟虑。
诸葛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断了山民的生活出路之后，诸葛恪又下令：“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对于违反这个命令的臼阳长胡伉，“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杀了胡伉，还公开宣示，并上报孙权。“民闻伉坐以执人被戮，知官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三国志·诸葛恪传》)
诸葛恪丹阳一出手，完全实现了自己的预想，时间、人数基本都不差，完成了吴国一直没有解决的一大难题，可谓大功一件。“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三国志·诸葛恪传》)这之后，诸葛恪又率军借道庐江皖口，轻兵袭击魏国的舒县，掩得其民而还。
赤乌年间(公元243年)，魏司马宣王司马懿谋欲攻恪，孙权发兵应之，有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调诸葛恪屯于柴桑。陆逊死后，孙权任诸葛恪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到了公元251年，孙权征诸葛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孙权病重的时候，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这期间，诸葛恪办了几件大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上下的拥护。一是在孙权病重独掌大权的时候，表现了忠诚和干练。《吴书》记载，孙权寝疾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望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孙权死后，诸葛恪还给其弟公安督诸葛融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既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又嘱咐其弟“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此前，诸葛恪的长子因为结交鲁王事件，孙权没有处理，而是交给了诸葛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三国志·诸葛恪传》)此举虽然过激，但也可谓大义灭亲。因此，孙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之后，“中外翕然，人怀欢欣。”二是果断地杀了反对他的孙弘。《三国志》记载，孙弘一直与诸葛恪不和，恪掌权以后，孙弘怕诸葛恪整治他，想要借孙权死的机会除掉诸葛恪。哪知此事被孙峻知道并告诉了诸葛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三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革新政治。独掌大权之后，对“诸法令有不便者，条列以闻，权辄听之。”孙权死后，诸葛恪很快就“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就是罢免了充作朝廷耳目的官员，原宥拖欠的税赋债务，免除了关税，广施恩泽于百姓。这些，收到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以至于“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一是辅政之前与丞相陆逊书，《三国志》收录了这封信。此信可谓诸葛恪有关人才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的政论文章，信中列举了孔子、刘邦、萧何、伍子胥、夫差、曹操等十几位名人有关人才的典故，分析了当时缺少人才、“人物凋尽”的危机，批评了求全责备、“世俗好相毁谤”的不良风气，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文采飞扬。比如，对那种“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的现象，诸葛恪批评说：“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三至之言就是“世本无虎，三人言之则成虎”的典故)，浸润之譖，纷相交错，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这些分析，至今仍不过时。二是诸葛恪掌握大权以后，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于是迁徙诸王。齐王孙奋不从，而且屡次违法。诸葛恪给齐王孙奋写了一封长信，晓之以理，喻以利害，竟使胆大妄为的齐王“得笺，惧，遂移南昌。”《资治通鉴·卷七十五》收录了这封信。
三、骄矜自负，月满则亏
如果说“百姓引颈思见其状”是诸葛恪从政的顶峰，那么也可以说“东兴大捷”是其走下坡路的转折。
当初，孙权修筑东兴堤用以遏制巢湖水外流，后来淮南之战败后，就把巢湖用来停泊船只，于是废弃了东兴堤。诸葛恪重修大堤，连结两山，于山筑两城，派全端、留略二人把守。后魏国司马师派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围攻两城。“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胡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度，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缘遏，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都，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由于此次大捷，“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恪遂有轻敌之心。”
第二年春，诸葛恪又要出兵攻魏。“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为了说服众人，恪又著文详细论说出兵伐魏的道理。其间，素与恪友善的丹阳太守聂友给诸葛恪写信说不可伐魏，滕胤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恪还是不听。“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三国志·诸葛恪传》)
此时是“不听”、“始失人心”，到了新城战役的时候，则发展成了“莫敢言”、“怨黩兴矣。”
新城之战，“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行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
此次失败之后，诸葛恪没有深刻地吸取教训，反省自己，依然我行我素，愈加专断。还兵之后，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出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还要向魏国的青州、徐州发兵。
至此，事情到了极限。
《三国志》记载，“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吴主孙亮)谋，置酒请恪。”“及将见，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恪答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省书而去。未出路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阴计，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恪死后，被夷三族。恪死时年五十一岁。
其实，当初正是孙峻认为“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才使诸葛恪得以执掌大权。孙权死后，还是孙峻把孙弘欲谋害他的阴谋告诉了他，才使得诸葛恪顺利登上辅政的高位。然而，最后又是孙峻设计杀了诸葛恪。似乎是成也孙峻，败也孙峻。但认真地说，诸葛恪之败，主要原因还在于他自己。
四、性格缺陷，终成大祸
性格决定命运。诸葛恪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他身边的人和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
知子莫若其父。诸葛瑾当时听说他要求到丹阳任职，去做那众人都认为不可的事情，“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意思是，恪不能令家族兴盛，便会令家族遭到诛杀。这句话，《三国志》有记载，《资治通鉴》有两次记载。
刚愎自用，是孙权对诸葛恪性格的评判。《吴书》记载：孙权病重的时候，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若不是孙峻极力推荐，恪未必能够成为辅政。
作为叔父，诸葛亮也很了解诸葛恪。《江表传》记载，开始的时候，孙权对诸葛恪“欲试以事”，让他接替徐详典掌军粮。诸葛亮知道以后，专门给陆逊写信说：“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最要，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诸葛亮说他“性疏”，就是性格粗疏的意思，这在他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的时候，粗疏大意，疏于自保，就成了一个致命伤。在自保的问题上，曹操则是很精明的。在战场上，曹操可以冲锋在前、亲冒矢石，有记载的就有三次受伤。但为了自身安全和地位的稳固，却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在有名的《十二月巳亥令》中，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三国志·武帝纪》)
《三国志》记载，诸葛恪的长子死后，中子诸葛竦也对其父很了解，“竦数谏恪，恪不从，常忧惧祸。”
由于诸葛家族的关系和影响，很多人都曾告诫、提醒过诸葛恪，但都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诸葛恪辅政以后，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人们都认为诸葛恪这样对待吕岱的良言相嘱，是大大的失言，是自负的表现。
《资治通鉴》有这样一些记载：陆逊尝谓恪曰：“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恪父之友张承亦以为恪必败诸葛氏。蜀国越隽太守张嶷说，诸葛恪作为“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策也。”魏国光禄大夫张辑曾对司马师说：“恪虽克捷，见诛不久。”魏国汝南太守邓艾看到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番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数万，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时也。”
《三国志》还记载了一些诸葛恪死前的诡异反常现象和童谣，虽引起诸葛恪的反感，却没有使他警醒。
“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缞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室屋栋自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
恪死前一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
诸葛恪死后，孙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三国志·孙峻传》)
孙休为吴主时，“改葬诸葛恪等，其罹恪等事远徙者，一切召还。朝臣有乞为诸葛恪立碑者，吴主诏曰：‘盛夏出军，士卒损伤，无尺寸之功，不可为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为智。’遂寝。”(《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这是吴主给诸葛恪的盖棺定论。
聂友在诸葛恪将败时，给滕胤写信曰：“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此话可算是对诸葛恪从任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到死于非命的悲剧的总结。短短三年，由盛转衰，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
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人有所不明”，这对谁都在所难免。但若在关涉身家性命这样的大事上有所不明，就会铸成十分可怕又无可挽回的大错，那就只能给他人和后人留下教训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