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去世后,大清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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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几乎耗尽了大清国力,留给嘉庆一个烂摊子。嘉庆亲政以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川楚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国库收入不足,人口过度膨胀,官员贪腐严重,河患频繁出现。
面对如此局面,嘉庆帝十分忧虑但头脑也很清醒。为此,他一度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试图在内政上作出一些改革和补救。
客观地说,嘉庆帝是个勤奋的帝王,他提倡“崇俭黜奢”、“勤政务实”,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相关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嘉庆帝在做皇子时就十分节俭,逢年过节,送给师傅们的礼物也不过是荷包食物一类的简单物件。或许,早在嘉庆即位初年,他就已经对乾隆晚期的奢靡有所警惕。
因此,嘉庆亲政后,马上收拾了和珅,并下令取消各地官员进贡各类文玩古董之类的物件,杀一杀全国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在嘉庆看来,各省进贡的贡品皆是民脂民膏,借着进贡之名,官员大肆盘剥。此后嘉庆又颁布了谕旨,严禁奢侈之风蔓延。
嘉庆帝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也以勤政著称。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蜡烛下批阅奏章。早膳之后,照例还要引见大臣十余人。嘉庆四年的夏天,京师天气格外炎热,睿亲王淳颖一心为皇帝着想,怕龙体过于操劳。于是他将本该及时递上的奏折撤下。嘉庆得知后,下令将淳颖交宗人府圈禁,并指示:“今后凡有奏折,均必须直达朕前,听朕批示,不得擅自撤下。”
乾隆晚期,朝野内外大刮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风。对此,嘉庆帝也大力整顿,毫不容情。嘉庆四年,浙江旱灾,偶尔下了几滴雨,浙江巡抚玉德便赶紧上奏,说天降甘露灾情减缓,全省的粮价也下来了。嘉庆帝予以斥责:“此等奏报,不可粉饰。”嘉庆五年,云南发生水灾,云南巡抚江兰奏报当年收获颇丰。嘉庆立刻将他革职,并指令今后再有粉饰太平者予以严惩。
官员媚上粉饰太平是封建时代的固疾,要想完全根治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嘉庆帝对此极为痛恨,但此类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只不过比乾隆时期稍微好一些。最离谱的还是嘉庆九年直隶总督颜检的一道奏折,搞得嘉庆帝和满朝大臣哭笑不得。
这一年,北方蝗虫肆虐,皇宫之中,漫天飞舞的都是蝗虫,皇帝和大臣上朝时随手一抓,就能抓到十几个。可直隶总督颜检竟然上奏称,蝗虫灾害不足为虑,蝗虫是来吃青草的,不吃百姓的庄稼,原文为:“飞蝗不吃禾嘉,惟食青草”。嘉庆看完奏折后,将其公布朝臣,搞得满堂大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清病入膏肓,治总比不治好,只是嘉庆帝用的不是猛药。经过嘉庆帝的一番整顿,情况略有好转,暂时刹住了乾隆晚期官吏腐败的风气。同时,嘉庆又发布谕旨,清朝各省亏空,治河赈灾、减免赋税、裁汰冗员。一时间,“咸与维新”的改革春风吹向各地。
可结果我们都知道,这次“咸与维新”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尤其在官吏选拔任用、官职设置、国库管理、农商政策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国策上并未有任何的改革。换句话说,咸与维新只不过是让大清表面看起来不像个病人,实际上病情却在进一步恶化。
那么,嘉庆帝为何就没有他祖父雍正那样的手段和能力呢?
这与嘉庆帝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在做皇子时,嘉庆就表现出了他守成的倾向,他在一首诗中如此写道:“守成继圣王,功德尽巍峨。”嘉庆四年,在扳倒和珅之后,就如何选拔人才作出了重要指示:“自当率循旧章举行。”嘉庆六年二月,在谕旨中他也宣称:“列圣旧章,自当恪守。”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所作的《守成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守成思想。他认为,“守成二字,所系至重”。之所以要守成,原因很多,他认为:
1,开国君主神武过人,大清国尤甚,祖宗所定之制度后世只需好好守着就行;
2,如果妄行改革,则福祸难测,守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不守成者,天必亡之。
我们可以将《守成论》看作是嘉庆帝的执政宣言。但守成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官员们照样贪腐,国库照样入不敷出,阶级矛盾照样突出。当欧洲爆发工业革命并改变世界格局时,大清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以治国平天下的能力而言,嘉庆和乾隆不可同日而语,他没有那份天资,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本来,嘉庆帝执政的二十五年间,是大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走对了就可以和西方同步。但不幸的是,掌舵人嘉庆走错了,留下了一个更烂的摊子给了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