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特殊的政治势力东林党,他们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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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历史上有一股非常特殊的政治势力——东林党,他们背后的支持力量主要是中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地主,并且当他们展示出了卫道者和拯救者的形象后,迅速赢得了除大地主、大官僚阶层之外的当时其它社会阶层的一致支持。
按理说,代表着中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对明末的政治平衡是非常有利的,可东林党却偏偏要以唯吾独尊的心态凌驾于其它政治势力之上,这就对明末的政治平衡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最终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要想明白东林党为何会产生唯我独尊的心态,我们必须得知道东林党形成的原因,而要知道东林党形成的原因,我们就得从朱元璋对三吴地区经济、政治势力的削弱讲起。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以徐达攻陷平江为标志,朱元璋彻底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在平江陷落以前,以苏州、松江为核心的三吴地区积极支持张士诚抵抗朱元璋,所以在建立大明建以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三吴地区的经济、政治势力。
至正二十七年底,在处理张士诚统治集团占有的田地时,朱元璋并没有直接将这些田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而是直接将其收为官田,导致了三吴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问题。
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日知录》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规定三吴地区田地的赋税高于天下平均水平五至十倍,当年整个大明帝国的夏秋两季税粮收入共2943万石,其中三吴地区的苏州府280万石、松江府120万石、常州府55万石,仅这三个府的税粮收入就占到了整个帝国税粮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移三吴地区殷实之家14300户于京师(今南京),这些殷实之家虽然入籍京师,但仍然要在本籍应徭役、缴税粮,长此以往,等待他们的基本上是破产。
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拾日久,贫乏逃窜,仍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规定考中科举的三吴地区士子不得在户部为官、不得在京师为官,此后直至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大明的九十一任户部尚书中,只有崇祯时期的松江府华亭人李待问因朱由检破格用人而出任户部尚书。
户部一曹,不辞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诡为奸也。——《明会典》
朱元璋削弱三吴地区经济、政治势力的这一系列措施实施以后,三吴地区一度出现了经济和民生凋敝、政治势力薄弱等问题,但是三吴地区却没有因此消沉下去。
唐代以来,三吴地区的苏州、杭州、常州、松江等地的手工业开始逐渐兴起,尤其是黄道婆于元代元贞年间(1295年)回到了家乡松江府并向当地人传授和推广“搅车、弹棉弓、纺车、织机”等纺织器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之后,三吴地区以纺织为代表的手工业进入兴盛期。虽然朱元璋对三吴地区经济、政治势力的削弱暂时导致了当地手工业陷入低潮,但是随着建文帝对三吴地区的扶持,当地的手工业又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这种情况下,三吴地区的经济也在手工业的推动下繁荣了起来,即使是朱棣登基后以“遵祖制”为名重新开始削弱三吴地区的经济、政治势力也没能遏制住这种繁荣。
得益于朱棣继续沿用朱元璋削弱三吴地区经济、政治势力的一系列措施,大量不堪忍受沉重税粮和因人多地少而没有田地的农民不断涌入松江、苏州、杭州等城市,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三吴地区的手工业迎来了进一步的发展。
发展至隆庆时期,三吴地区出现了大量因从事手工业而积累下百万两家产的豪富之家,拥有二三十万两家产的殷实之家更是常见,三吴地区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
但是,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施行和明神宗向三吴地区派出商税监,大量家产在二三十万两以下的中小手工业者因缺乏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和被商税监掠夺而破产,三吴地区迎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
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明神宗实录》
在既是三吴地区无锡人、又来自于中小手工业者家庭的顾宪成看来,当地之所以会迎来更加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政治势力薄弱所致,而要增强政治势力仅凭三吴地区的中小手工业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联合整个大明的中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地主才能在大官僚、大地主把持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
当时,中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地主都将大明的江河日下归咎于大官僚、大地主的贪婪,并且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冲击和阳明心学的分裂又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所以由顾宪成打造的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卫道者和终结大官僚、大地主把持朝政的拯救者很快就吸引了中小手工业者、中小地主阶层的士子。
为了将这些士子组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顾宪成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并且将东林书院作为这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根据地,东林党终于形成了。所以,朱元璋对三吴地区经济、政治势力的削弱就成了东林党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