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热衷于做官呢?有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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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热衷于做官吗?答案是肯定的,我国自古以便有一种浓厚的“官本位”思想,也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大多数古人读书都不是为了增长见识、探求真理,最终目的仍是做官,那么古人为何热衷于做官呢?在我看来,无外乎以下几点原因:
为名为利:做官可以光宗耀祖,特权阶级可以轻易获利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最直接原因,便是因为“名利”二字。古代有个基本的阶级划分,即“士农工商”,“士”乃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之一位的。
受宗法制影响极为深远的古人,对于光宗耀祖总是极为痴迷,而光宗耀祖的一个代表,便是做官。只要做了官,那地位自然是要高人一等的,这一点在古代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古代那种泛血缘关系下,官员乃是“父母官”,这极为讲究孝道的古代,可见其地位高低。而即使是官员中更低级的县官,百姓们见了也是要尊称一声县太爷、县老爷。
此外,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家里出了官员,就连亲戚朋友也都跟着沾光,这自然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要是一不留神做了大官,亦或是受到了什么褒奖,还极有可能被写入各种地方志,从而得以流芳百世,对于重视后世名的古人来说,这更是极大的满足。
正所谓“官有十条道,九条民不知”,在权力相对集中的古代,官职便代表着特权,代表着百姓们根本无法享受到的权力,而一旦拥有了这种权力,即使你不去主动追求,也会有人将金钱和美色乖乖送到你的手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意思便是说读书便有机会做官,而做官便恶意得到金钱和美色,而更直接的说法就是“升官发财”。
我们总说“三妻四妾”,其实古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纳妾的,自汉朝以来便明确规定,“功成受封,得备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庶人一夫一妇”,可见纳妾乃是官员阶层的特权。元朝以后虽然有所放松,但普通百姓想要纳妾,必须是“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
“名利”二字不仅使得官员成为了人上人,就连读书人也往往会被高看一眼,因为读书便有机会做官,而做官就有机会获得“名利”。
荫及子孙:打破阶层的唯一通道,为子孙留一份丰厚遗产
“传承”这个词在古代拥有着太大的分量,“人丁兴旺”代表着血脉的传承,而官员的身份则代表着阶层的传承。而在古代那个阶层相对固化的大环境下,读书做官可以说是打破阶层限制的唯一通道。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出现便是如此,只要家族出现高官,这个家族往往便会成为名门望族,从而进入社会上层,即使子孙后代没有真才实学,仍然可以做人上人。此后科举制的诞生虽然一定程度遏制了门阀对权力的垄断。但即使是在科举制度下,官员的子孙仍然可以通过推荐进入官场,最典型的便是科举之外的“恩科”,而宋朝更是直接,官员子孙可以通过荫补进入官场。
如同军队中的“袍泽之情”一样,在古代的官场上,“同窗、同僚、师生、门生、姻亲”往往也形成了官员之间的纽带,而这种纽带又形成了官员们的人脉。官员们善于、乐于“经营人脉”,除了为自己寻求方便之外,同样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留后路”,这样即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为官,凭借这些人脉也可以确保富足,而不至于重新跌入下层社会。
因此,只要从白丁变为了官身,那么就可以为子孙留下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而官员的级别越高,这笔资产便越丰厚。当然,能够为子孙后代争取到爵位者,自然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做官容易:不必为生存挣扎,生存条件相对较好
晚清重臣李鸿章曾说,“中国最易事是做官”。诚然,想要从白丁变成朝廷命官这个过程,并不算容易,但只要进入官场,混上一官半职,那么生存下去还是相对较为容易的,至少要比那些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百姓要容易很多。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官员们虽然被称为“父母官”,但真正将百姓当做儿女对待的官员,却少的可怜。原因在于,他们并不需要为百姓们负责,毕竟百姓没办法给他们带来想要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只需要向上级负责就可以了,没有能力并不可怕,溜须拍马之辈同样可以混的风生水起。
自古以来,官员们本就不需要太强的能力,太丰富的知识,他们之所以苦读“圣贤书”,不过是为了跨入官场的那道“门”罢了。于是,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也可以替皇帝批阅奏章,靠“捐资”谋取官职的李卫同样可以成为朝廷重臣。
如上所述,做官实际上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情,难的只是获取官职的那个过程罢了。而只要过了官场那道坎,那么就是天高海阔任鸟飞了,相较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百姓来说,无疑便拥有了一辈子的保障。
实际上,不止古人热衷于做官,现在又何尝不是呢,不信请看每年“GWY”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虽然我也常说“无官一身轻”,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