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的时候 东吴为什么帮助晋朝而不是趁机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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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脉络：当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江南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之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
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会，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江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在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所诱发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过程中完成的。这其中之一次南迁自然对开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有莫大的历史意义：西晋末年琅琊名士追随琅琊王司马睿衣冠南渡，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经济文化之一次大规模的交流融合。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代表着中国的正统和中心，却也正因为如此使中原地区成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时期各路野心家博弈的舞台。
当北方大地兵连祸结之时南方却获得了相对的静好，于是大量中原百姓为求生计纷纷南迁。当时的江南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权力关注、没太多的战事，当地的人们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局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农耕桑织上。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因此获得了经济文化上难得的发展机遇。当西晋王朝被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折腾得摇摇欲坠之时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为晋王室和中原文化保留下了一线命脉，然而司马睿刚来到江南时感受到的却是事情似乎与自己一开始所预料的并不一样。
当时的江南尽管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不过江南和中原一样也有势力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司马睿来到江南时没任何人欢迎他：当地的世家大族不仅没人登门拜访，甚至连礼节性的接风洗尘也没有。在此之前江南本是东吴地界，而司马睿南渡时距离西晋灭吴不过三十年。西晋灭吴后视江南的世家大族为“亡国之余”：江南既不被西晋王朝视为战略重心，江南士族在仕途上也备受歧视。江南士族对司马氏没任何感情，甚至还有着些许敌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想到昔日高高在上的司马氏皇族以及中原士族有朝一日也会有求于江南士族。作为外来户的司马睿要想在江南立足就必须得到江南世家大族的支持，这时江南世家大族开始把昔日中原士族加之于他们身上的白眼原封不动还给了司马睿，好在司马睿得到了随他南下的琅玡王氏子弟王导的鼎力支持。王导为司马睿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天下大乱之际江南士族并非不需要依靠，也谈不上对昔日的东吴有多少忠诚。
晋朝司马氏的统治对江南士族而言是外族统治，而东吴孙氏的统治其实对他们也是外族统治：东吴时期孙氏皇族和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孙氏在江东的统治是建立在给吴中大族以权力的基础之上，然而作为外来户的孙氏又必须时刻防着江东世家大族的反噬。孙氏皇族和江东士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既有合作而又明争暗斗的关系：孙权晚年就对江东世家大族颇多猜忌——陆逊作为江东陆氏的代表人物就是因为卷入孙权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忧惧而死的。
孙权死后东吴政局更加动荡：杀戮常伴于朝中。在这种混乱的内部环境中很难产生一个强有力对抗外界的力量，所以江南士族真要说对孙士的东吴政权有多忠心是谈不上的。江南士族对司马睿表现出来的冷漠与其说是对东吴政权的怀念，倒不如说是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所致：江南士族对司马氏的不满并非因为司马氏灭了东吴，而是因为司马氏在灭掉东吴后对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的排挤打压。这并非是对昔日的东吴政权有多怀念，而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自身利益使然。
王导为司马睿分析清楚了江南士族不满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该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了。既然江南士族不满的真实原因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那么司马睿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就需要给予利益上的让渡。江南士族不是无人登门拜访吗？王导就建议司马睿主动找上门去。现在是司马睿有求于人，所以就别摆皇族子弟的架子。既然人家不来找你，那么你就自己主动登门拜访，先把面子给人家给足，从而让人家感受到你的诚意。这仅仅只是争取江南士族的之一步。
每当司马睿去拜访江南世家大族时王导就拉上身居要职的堂兄王敦等人恭恭敬敬跟在后面为司马睿造势立威。我们不妨假设我们今天一个创业者带着一帮兄弟搞起了一家小公司。这时他们如果要争取投资就需要主动去拜访大老板，因为大老板是不会主动上门拜访你的。然而在拜访大老板时要一味示弱于人吗？表面上这似乎是尊重人家，然而却也让人看透了你外强中干的本质。王导的对策是首先自己阵营集团内部要先为核心人物树立权威。
设想如果当时司马睿自己阵营的人物都不尊重他，那么江南士族又怎么可能把他当回事？王导实际上是让司马睿对江南士族展示诚意，与此同时又在自己阵营内部为司马睿树立权威。王导此举实际上是相当高明的：琅玡王氏是当时天下闻名的世家大族。长期以来饱受中原士族白眼的江南士族尽管与中原士族存在隔阂，可实际上江南士族打心眼里也是对中原士族所代表的文化正统颇为羡慕的，所以当他们看到作为琅玡王氏子弟的王导、王敦对司马睿毕恭毕敬时就感觉到司马睿是一个大人物。
王导深知江南大族缺的不是财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政治地位。江南士族的不满本就源自于西晋王朝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排挤打压，所以王导就承诺将会把一些重要的官职留给江南士族。司马睿经营江南之初江东士族普遍处于观望状态。这时北方大地已处于战乱之中，江南士族也担心北方的战乱会波及到江南。江南士族需要一个靠山带领他们守住半壁江山，从而得以保证他们享受政治权力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代表皇族正统和中原文化的司马睿恰恰正适合扮演这样一种角色。
司马睿和江南士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彼此需要、彼此利用的关系，然而江南士族还是需要观望一下。他们在观望司马睿究竟能不能稳定局势，也在观望司马睿能让渡给他们多少政治利益，在得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他们会一直观望下去。王导一眼就看出了江南士族观望的原因，所以他直指要害的承诺实际上打消了江南士族的顾虑。在位的人是谁对江南士族而言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只要谁能满足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那么他们就会拥护谁。
司马睿开创的东晋王朝实际上是由司马氏皇族、琅玡王氏等南迁大族以及江南本土大族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是彼此需要、彼此利用、彼此依附，那么任何一方势力都不可能独大。东晋一朝南迁的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北方士族和江南本土四大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相牵制的作用，当然他们彼此之间也会为争夺政治权力出现各种各样的斗争，然而当中国北方乱作一团之时东晋王朝仍小心翼翼维持着南方的百年偏安。
衣冠南渡让中原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也让南方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开发。东晋那种由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没足够的力量统一天下，甚至也无法使一个王朝延续更久，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遗产。南渡的中原移民与江南本土大族以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大大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建设。继东晋这次衣冠南渡之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又造成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从而最终塑造了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