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历史 > 正文内容

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如此强大为何没有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呢

中国历史5年前 (2019-07-23)170

晚清地方势力崛起为何出现藩镇割据局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唐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北朝以来的“府兵制”，大搞“兵农合一”，士兵平时耕田种地，战时自备粮食、武器去追随将领出征，战争结束则“将回朝，兵归府”，这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防止兵将勾结，从而酿成割据。唐朝玄宗开元之后，土地兼并严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瓦解。此外，唐玄宗好大喜功，屡次对外用兵，所以唐朝只能搞“募兵制”来满足需要，从此兵归将有，最终酿成“安史之乱”。为了镇压叛乱，唐朝只能靠“藩镇兵”，也就是利用藩镇去打藩镇，结果是出现“藩镇割据”，唐朝因此而灭亡。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朝八旗、绿营两支正规军(国家军队)毫无战斗力，满蒙贵族更是拿不出一位统帅之才。为此，清朝只能将“剿贼”重任寄托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身上，利用“湘军”、“淮军”、“楚军”这些私人色彩浓厚的武装力量去剿灭太平军。事实证明，这些私人军队确实扑灭了号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不过中央集权却由此而衰落。有意思的是，虽然清朝中央集权衰微，地方汉族势力强势崛起，却没酿成唐末那种藩镇割据之局面，这实在是很有意思。

先看，清末地方汉族势力究竟有多强大。清朝入关以来，虽然时常强调“满汉平等”，中央高级官员“满汉平分”，各占一半。但是，满蒙贵族地位还是要高于汉族官僚，尤其是在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之设置上更是如此，全国八大总督，满蒙占绝大多数，地位至关重要的直隶总督则不许 *** 染指。不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情况彻底发生改变。同治三年(1863年)，湘系集团控制着全国八大总督中5席，若是连同其他 *** 督抚在内则更多，总督7席，巡抚全部，而且这趋势还长期维持并不断强化。甲午战败后，清朝编练新军(仿照西洋模式)，也是由 *** 督抚来主持。八国联军侵华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拒绝奉诏北上勤王，而是私自与列强搞“东南互保”，无视中央权威。

既然地方力量已经如此强大，且时常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为何清末却没出现唐朝中后期那种藩镇割据之局面呢？这里告知答案。

要回到这问题，我们先来说说“藩镇割据”所必须的条件，或者是必备要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在两个时期比较明显，即是东汉末年以及唐朝中后期。通过比较发现，这两个时期都有一些共同因素。就国内而言，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已经基本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传统儒家之“君臣”观念受到冲击，将领多行伍出身，文化水准低，思想包袱轻。就国际局势而言，周边没有强大对手可以威胁华夏文明安全，国家战略环境比较好。就两项标准而言，晚清并未完全具备，没有东汉、唐朝哪种“藩镇割据”之土壤。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地方汉族势力强势崛起，中央集权衰落之历史事实不容否认，无可争议。但是，晚清手握地方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张之洞、刘长佑、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却并非“行伍”出身，而是饱读孔孟之学的知识分子。要知道，自从南宋朱熹改造儒学以来，理学思想中之“君臣纲常”观念深入人心。在此种背景下，一个饱读诗书(朱熹主事过的四书)，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若想让他去搞混战，做出有违背“伦理纲常”之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实力，从思想上来说，他们就无法接受如此做法。此种情景，在晚清时期道出可见，尤其是以儒家“经世派”中心自居的湖南省更是如此，他们将“治国平天国”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湘军早期创始人和精神支柱是罗泽南，这绝对是一个典型的励志哥，绝对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一般而言，在民不聊生之时，底层群众会“揭竿而起”，效仿陈胜、吴广、刘邦、黄巢、朱元璋、李自成等打江山。但是，这对贫穷得一无所有的罗泽南不适用。若说对现实不满，没有谁比罗泽南更有资格，包括落魄才子洪秀全、烧炭佬杨秀清。要知道，罗泽南因为家穷，吃不到饭，一年内连续失去包括妻子、儿子、侄子在内的九位亲人，而自己还因没钱买药而落下病根子。可是，罗泽南并没举旗造反，而是继续搞学问(没钱还搞学问，不简单)，坚持发扬程朱理学之精神。太平军杀进湖南时，他先曾国藩组建“湘军”(将领均是他学生，曾国荃、曾国葆、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等)，带领这帮人去保家卫国。由此可知，在罗泽南此种精神影响下，他们岂会公开挑战中央。即使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张之洞、刘坤一搞“东南互保”时，事后还上书慈禧，说明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实乃有不得已之苦衷。

除了传统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深入人心，近代中国多灾多难也不允许他们效仿唐朝中后期之节度使搞“割据混战”。在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之努力下，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大清王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时期。不过，此时的“中兴”并非真的“中兴”，而是内忧外患依然严峻，尤其是外忧。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西北、西南、东北有“塞防危机”；东南沿海则有“海防危机”。列强队伍中，除了传统欧美各国，还加入了新崛起的日本，中国战略压力骤增。尤其是日本，先霸占琉球、后侵犯台湾、朝鲜，公然挑衅大清在远东的主导权及其延续几千年的“宗藩体系”，侵略之心昭然若揭。在此种大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帮地方实力派们(儒家代言人)，怎会自己搞窝里斗呢！他们应该“尊王攘夷”，维护天朝上国之尊严和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