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门海战结果如何?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图为檄海道副使汪鋐)
明朝之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更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番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⑥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中西之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
《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之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