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潜规则:历史上庄子为什么不当官?
就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而言,庄子永远是他们精神追求上遥不可及的巅峰。始终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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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也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之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依我看,庄子能够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恐怕有幸依赖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讲,庄子与官场的种种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真正超越了世态常情的羁绊,走向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
庄子、陶渊明等人与官场瓜葛比较少,他们的精神自由空间便相对宽阔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懒觉,梦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对于官帽比较热衷,老是幻想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馅饼”一类好事的发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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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走运,我觉得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尴尬,摆脱了“沉沦”的危险。不管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考虑,庄子他一开始也不怎么清高,不怎么潇洒,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一阵子“漆园吏”。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五喝六的快乐。
不过,问题又来了?押庄子嫌漆园吏官小位卑,有苦劳没功劳,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说得通,可是当楚国国君千里迢迢派遣专使恭请庄子去当宰相,庄子还是不干,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是庄子居然不识抬举,表示只做烂泥塘里翻跟斗的小乌龟,不做那庙堂里面供瞻仰的大乌龟,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
庄子也不傻,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还不是让老虎一口吃了!范睢当年身为宰相,够厉害了吧,还不是被秦昭王用几句话便打发他送了命。连白起这样的功臣宿将,邯郸一战打得不好,自己的小命便莫名其妙给赔了进去。礼聘庄子的楚国,情况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场大多都不是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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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身上,这种“材与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所以到后来他也就干脆完全杜绝了仕进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场与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自己的天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就中国历史而言,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个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视千古、伟大不朽的思想大师。
伟人就是有自己的智慧,如果或做其他人见有宰相可以做,早就高兴的忘乎所以,哪还有时间去想这个官职有多险恶,自己的性命保不保的住。庄子此举实属明智,在官场中混,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还不如寻一清幽之地,静心读书。反而换来了今日的千古留名,被万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