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为何多次发生现任皇帝生前退位事件？
在中国古代，确有一些皇帝生前退位，选择“内禅”，即把皇位传给家族成员。古代的内禅并不多见，但令人惊异的是，两宋之际尤其频繁。这一时期，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就有徽宗、高宗、孝宗和光宗四位皇帝五次内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生前退位呢？
退位避兵燹：徽宗与高宗的内禅
宋徽宗的退位发生在宣和七年(1125年)，他仅四十余岁。当时，金兵大举侵宋，兵锋逼近开封。宋徽宗欲南下避乱，于是打算命皇太子任开封牧，留守东京，抵挡金人。也就是说，他最初的本意并不想内禅放弃皇位。
《宋史？李纲上》中记载李纲对此表示异议，他对大臣吴敏表示，巨敌猖獗，形势凶险，皇帝必须传位给太子，才能使太子以足够的权威、名正言顺的位号，号令天下、招徕群雄，保存社稷。李纲最后说：“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这里引唐玄宗西逃入蜀、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故事，指出皇帝如不主动传位给太子，将会面临两重难题：之一，太子不即位，则威望不足以维持大局，难以拯救国家。第二，太子如果想维持大局只能自行即位，那时内禅之议，就不再是皇帝主动与自愿的了，将使宋徽宗如唐玄宗一样，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李纲的提议与部分大臣取得了共识，这也成为宋徽宗决定内禅的关键原因。于是，徽宗“内禅，以道君号退居龙德宫”，没多久就仓皇南逃。
命运仿佛跟宋徽宗开了一个玩笑。金兵围攻开封未果，于是撤军，旋即徽宗北归。可不久之后，金国再次侵宋，这次直接将徽、钦二帝虏走。内禅没有使徽宗避开兵锋，堂堂数十年太平天子，沦为金国阶下之囚。
徽、钦二帝被虏走之后，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一生充满戏剧性，单是内禅就搞了两次。他之一次宣布退位时年仅二十余岁，完全出于被迫。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诛杀了高宗身边的宠臣与宦官，形势一度非常紧张。苗、刘二人要求高宗逊位，传位给不到三岁的皇子赵敷，由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皇后)垂帘听政。高宗无奈答应退位，搬出宫室，居于显忠寺。大臣张浚联合吕颐浩、张俊、韩世忠等人整军勤王、起兵平叛，苗傅、刘正彦迫于压力，为自保计，又请赵构复位。于是，在仅仅退位二十几天之后，高宗又重登帝位。由苗、刘主导的此次内禅近乎闹剧，他们二人最终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再一次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养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与上次内禅不同，这次是完全自愿的。此时高宗仅五十余岁，年富力强，为何要退位呢？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高宗与当年的徽宗面临极其类似的境况，即金国南侵的威胁。刚刚在前一年，金国皇帝完颜亮举全国之力南下攻宋，高宗欲出海避敌，被臣下劝止，勉强决定亲征。在南宋军队的拼死抵抗下，金国军队并未取得什么进展。后来金国后院起火，完颜亮死于兵变，金军无功而返。尽管局势渐趋缓和，但此次战事意味着此前宋、金之间的和平协议“绍兴和议”成为一纸空文，两国关系处于悬而未决的战争状态。这不得不使高宗心有余悸。国事纷繁，他已无心收拾。若金人再次南下，他以帝王之尊弃国避敌，将为士大夫阶层所不耻；但退位之后，以太上皇的身份避敌，则顺理成章。对险恶局势的忧惧，对繁重国事的倦怠，使得高宗决定内禅。他的禅位御札上有这样的文字：“(自己即位以来)惧不克任，忧勤万机，弗遑遐逸，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藏……”
除此之外，何忠礼等学者还指出了高宗内禅的其他因素。一来是保证政权顺利交接的需要。孝宗不是高宗的亲生儿子(高宗独子早夭，后来终生无子)，甚至不属于太宗一脉，而是太祖赵匡胤的后裔。
可以说他与徽宗一系的血缘关系极其疏远，从出身而言，他继承皇位不具有多少天然正当性。若待高宗驾崩之后即位，难免会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生前内禅，高宗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另外还有施恩孝宗的需要。孝宗已三十六岁，年届不惑，就算此时身登大宝，他已接近两宋诸帝里即位年龄更大的皇储。若待高宗去世，孝宗将垂垂老矣，届时再去登基，难免对高宗心存怨怼。
宋高宗退位后，又当了二十几年太上皇，到八十一岁时才去世。他的去世，间接引发了又一次内禅：孝宗内禅。
老爸去世引发的退位：孝宗与光宗的内禅
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宗去世，孝宗非常悲伤，决定为养父守丧三年。守丧三年的行为对于帝王来说并不多见，徽宗去世时，高宗仅为父亲服短丧二十七天。可以说，孝宗是极其恪守古礼孝道的。但守丧没多久，孝宗就萌发了退位的想法。
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孝宗退出政治舞台，分为“三年之丧”、“太子参政”、“内禅”三个步骤。他先让太子参决朝政，自己部分退出政务；最后宣布退位，传位于光宗，自己则“居丧尽礼”，彻底退出政务，并一心服丧。孝宗对高宗极端的“孝”，以及对专心服丧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对孝宗内禅原因的一般看法。但余英时还分析出罕为人知的一面，孝宗一直志在“恢复”，而高宗喜好“议和”，加上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孝宗潜意识里一直是对高宗有不认同和反抗情绪，这导致孝宗在晚年做出了两种看上去相反的举动：一方面进行了完全违背高宗平生意愿的政治更改；另一方面又服丧三年，以“居丧尽礼”并内禅退位，极端尊重孝道。余英时认为，孝宗对高宗的反抗与不认同，以及对高宗的报恩尽孝之心，都是真诚的，而潜意识中的对父亲的叛逆又带了“内有惭德”的感觉，即“未觉识的罪感”，这又导致孝宗对自己的自责，并以极端的方式要求自己居丧行孝，甚至内禅退位。这种潜在的负罪感尽管不是导致孝宗一系列行为的全部原因，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孝宗内禅时，太子已经四十多岁，已属“高龄太子”，等皇位等得几乎不耐烦了。《四朝闻见录》中记载，太子向孝宗表示自己胡须已白，试探父亲是否有内禅的意向。及时禅位，也算是满足了儿子的心意。对父之孝，对子之慈，在孝宗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孝宗内禅是因为对父亲过于“孝顺”，那么接下来的光宗内禅，可以说是因为他对父亲过于“不孝”。
孝宗禅位之后，居于重华宫。按惯例，作为儿子的光宗应该经常去看望父亲，但他在即位一段时间之后，就绝少“朝重华宫”，甚至大臣苦谏也不听从。这在传统中国是极大的不孝。更有甚者，在孝宗病重期间，光宗也拒绝侍疾，甚至不想在父皇临终前去见最后一面。很多材料记载，光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患有“心疾”，即某种精神性疾病。
余英时在分析光宗心理时认为，孝宗虽然退位为太上皇，但他在光宗身上，过多地寄托了自己“更改”的政治理想，无形中给光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这成为光宗极力避免参拜太上皇的因素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精神崩溃，也是光宗的必然结局。
最让士大夫阶层无法接受的是，光宗竟然拒绝主持父亲的葬礼。正如美国学者贾志扬所言，主持葬礼是父权国家的重要职能。皇帝不执父丧，将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果然，中外震惊，宗室重臣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等人禀请太皇太后(宋高宗的皇后)垂帘听政，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命皇子即位，也就是迫使光宗内禅。其间，赵汝愚还提到光宗此前在御批中曾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文字，以证明光宗早萌退志。这就为此次内禅加了一层“自愿”的文饰。
最终，绍熙五年(1194年)“太皇太后以皇帝疾未能执丧，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重华宫之素幄”。新皇在祖父灵前登基，这说明：光宗的内禅，最实质的部分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完成的。
皇帝退位为何多发生在两宋之际？
北宋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和南宋最初的三个皇帝都进行了内禅，这不得不让人疑惑：为何“两宋之际”成为皇帝退位的频发期？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两宋之际时代背景的首要特征就是战乱动荡。时代的特殊性降低了皇权的有效性，给皇帝的命运带来了强大的不确定性。对命运不确定性的克服一直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追求。古代皇帝不愿意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才能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面临最少的不确定性。否则，哪怕贵为宰执、宗室，也将面临“伴君如伴虎”的忐忑与困境。然而这只是指和平时期。在动荡的时局里，帝王的命运可能会面临更强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位号也意味着责任，帝王承担着守卫家邦、保全社稷的重负。大敌来袭之际，他无法逃避，比布衣黔首更不自由，否则他必须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物议。另一方面，在险恶的时局里，帝王往往成为敌人的首要猎物。宋高宗即位之初，金国名将完颜宗弼就曾发动过一次专门针对他的“斩首行动”。在那次行动里，金国军队把宋高宗从江北追到江南，从陆地追到海上，敌人“搜山检海”，场面极其惊险，高宗几乎被活捉。皇帝除了担心外敌，又要忧心内患。在纷乱的局势中，不壮大军队无以自保，但军队壮大后，又担心诸将尾大不掉，架空朝廷，甚至江山易姓。当皇权有效性被降低时，这种焦虑更为强烈。总体来说，时局的艰危，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命运不确定性，这成为这一时期皇帝频繁退位的重要原因。
另外，国与国的对峙，主战与主和的纷争，“恢复”与和议之间的冲突，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抉择，也造成了帝王家庭内部父子之间政治理想的分歧。认同“恢复”的宋孝宗与宋高宗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而宋光宗也无意承担父亲寄予自己的政治厚望，政治理想的冲突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严重的心理负担又造成了孝宗极端的“孝”与光宗极端的“不孝”，这也成为他们生前退位的原因。而这个原因链条的起点，恰恰也是时局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