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的特点
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皇权以外的政治力量不外乎有外戚、宦官、后宫、宗室等。这些政治集团往往产生于皇权衰弱之时，这些皇帝要么色令智昏，不问朝政；要么昏庸愚钝；亦或是年少无知。朋党彼此之间或争权夺利，或相互勾结，在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争权夺利的斗争，。
而自北宋一代，党争一直是与变法扯不开的话题，两者相生相克、互相联结。变法是党争的导火索，而党争又是变法中不同势力相互较量的必然表现，北宋的党争，历经庆历新政
和熙宁变法，终以徽宗皇帝钦定奸党名录，于端礼门外树起《元祐党籍碑》暂告一段落。这期间 *** 迭起，由最初的士大夫之间的政见分歧逐步演化为党同伐异，称为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北宋的党争尽管频频发生，却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
参与的各派力量完全由官僚士大夫组成。
在汲取以往朝代兴衰成败的教训时，宋代帝王清醒地看到历史上的宦官、外戚、宗室等集团等弄权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此自开国起，君臣便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日后定为祖宗家法，为历代谨守：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者，并当取以为戒。
外言不入于捆，意思就是，外边的话不要带进家门槛里。外边指有关国政之事，而家门槛里可以理解为内宫内宫不得干预朝政，以此杜绝后宫、宦官等势力成胁皇权，这是开国所制定的祖宗家法之一。
而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则从制度上确保了士大夫们的人身安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之畅所欲言，尽忠职守。皇帝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必须依靠某一群体来管理国家纷繁复杂的内政外事。
考虑到诸多政治力量在历史上对权力的渴望及追逐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而相比较之下士大夫群体所显现出的自律性及政治建树，促使宋代皇帝做出与士大夫群体共治的决定。
两者从内外两方面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了极力抑制的策略，并固定为祖宗遗训，一直不容有丝毫的松懈，并由此造就了宋代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的政治局面。
参与党争的士大夫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
宋太祖经过对历史的反思，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通过扩大科举，网罗社会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鼓励文人从政，使其成为效忠大宋王朝的官吏。
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士大夫作为北宋党争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之间的政见、文学、学术上的分歧是导致党争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北宋党争最初的政见之争逐步演化为熙宁后愈来愈严重的喜同恶异、党同伐争党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时代朋党之争的特点，即以异党中人的文字为攻击的重点。
王安石与范仲淹，他们所推行的变法最终都以党争不了了之
而正因为他们是同读一本儒经、同走一条科举之路进入的文臣阶层，他们之间的阅历、爱好甚至身世的差别就微乎其微，这样也就造成了自己像对手，而对手也像你自己的局面。
在激烈的党争中时常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昨日还称兄道弟，今日却又反目成仇；同一阵营的内讧，不同阵营之间的相互勾结屡见不鲜。
北宋的党争不以皇权的削弱为前提。
宋代自开国起制定的建国、治国的方针大政，都是针对唐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建立和制定的，以至后来沿袭为祖宗家法。这些国策无一不是以巩固、加深皇权为终极目标。
有宋一代，宦官、宗室、后妃、外戚集团之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与皇帝与士大夫对祖宗家法的谨守是密切相关的。
熙宁变法时，宋代的君权与相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仍没有背离君尊臣卑的原则，宋代士大夫阶层尽管担负着与皇帝共治天下的重任，成为维系、支撑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却从不会慕夺皇权。
这充分说明宋统治者所作的与士大夫群体共治天下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作为封建政体的重要组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以及优待。
而作为士大夫群体，也以与皇帝同治天下作为应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主人翁意识折射出了宋代特有的政治氛围，也是宋代士大夫群体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殊气质。
北宋自开国以来，一直持对文人群体的抬爱态度，宋代帝王也从未想要削弱手中的集权，他们收兵权、分事权、扩大科举，无一不是想把权柄握在自己手中。
这样一来，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被送上了政治舞台，甚至允许不同政见的大臣并立朝堂，评头品足。但正是这种集权制度下的一丝多元意识形态，引发了党争这样一个新征兆。
宋代的党争，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直接造成了政治决策效率的极端低下化。这给中国的政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内耗方式，而这种内耗，统治者既不能自我抑制又不能被社会消化，实是自北宋开国以来集权制下的必然产物。
宋代文臣在经学的教导下，怀着的一腔热血，带着理想化的政治抱负，却未能带来国家富强与民族的团结，实乃是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