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科学青年团？

《上海书评》2012年12月2日刊出陈克艰先生的《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对拙作《陈寅恪为何不以华罗庚为然竺可桢与陈寅恪之三》（刊《上海书评》2012年12月2日）的观点有所质疑，看到昔日友人的商榷文章，不免有空谷足音之感，私衷颇觉喜悦。

拙文中提到，1957年，竺可桢至南方考察，顺便赴广州中山大学访陈寅恪，并记下了陈氏一段话： 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

陈寅恪 此处渠无疑是指陈寅恪，接下去三个其稍微有些迷离惝惚，由于第二、第三个其是指华罗庚，故之一个其按照语气语法来索解，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定也是指华罗庚。否则，即如克艰兄所说，总觉得不自然，文气不贯，未免牵强。既然把之一个其定义为华罗庚，这样就得出克艰兄的结论：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而是华罗庚向蒋介石提出成立科学青年团。 但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先要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本：它不是叶圣陶编写的开明书店出版的模范《国文读本》，而是竺可桢每日在百忙之中所写的日记，显然是写给自己看的。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竺可桢始终是教育界或科学界的领导者，每日人事纷纭往来，他都是百忙之中不惮麻烦一一记下，以备日后自己检索。他的日记不是文章，不准备发表，无需字斟句酌。这里笔者可举以下一例。 1962年，红学家吴世昌携妻女从海外归国，供职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拜访竺可桢时谈到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在英国牛津大学一些情况，竺可桢作了如下记载： 王浩与吴世昌同住四年，所以深知其人，间常批判华罗庚，谓其在数学界（中国）包办一切云。（《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2年10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358页） 如果光从文气及语法上观察这一段文字，深知其人的其指的应是吴世昌，否则就是文气不自然。试想：王浩自己深知其人（王浩）这样的表述无论如何总显得别扭罢。正确的写法应是：吴世昌与王浩同住四年，所以深知其人，间常批判华罗庚，谓其在数学界（中国）包办一切云。因此，倘如对《竺可桢日记》没有总体的观察，仅以语气语法对其中某一段文字作孤立释读，有时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而早在拙稿完成后，《上海书评》的编辑就对拙文把之一个其解读成陈寅恪的思路亦曾提出质疑，认为文气不连贯。当时我回答《竺可桢日记》中某些文字有特殊性，不能仅以语气或语法去释读。况且我手边《华罗庚传》（顾迈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华罗庚百年纪念集》（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编）并无半点华罗庚与蒋介石见面提建议的线索。相反，这两本书极力强调：抗战时期居住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华罗庚同情民主运动，与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李公朴、闻一多是来往密切的挚友。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回忆说：抗战期间，公朴在昆明工作，民盟云南昆明支部成立后，公朴同志经常到闻一多同志家中讨论盟务，商谈国事。一多同志与华罗庚同志同居在一户之中，由一多同志之介绍遂成挚友。公朴略长于罗庚，如亲兄弟一般，罗庚对当年七君子事件，深表敬佩。公朴亦常常谈到罗庚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对当时 *** 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华罗庚百年纪念集》第255页）华罗庚则告诉别人：他是在五一年参加民盟的，但在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他的朋友很多是民盟的成员，如闻一多同志，李公朴同志，都是他的挚友。他还说，他们的政治主张，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曾和闻一多，同住在一位农民家中，一多同志的爱国热忱，痛恨 *** 之腐败，慷慨陈辞，大义凛然，是他之良师益友。（同上书第256页） 顾迈南所著的《华罗庚传》记载：1938年春天，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闻一多先生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这里。闻一多先生热情地让给华罗庚家一间房子，他自己和妻子、孩子则住在另一间屋子里，两间套间屋分住两家，当中用块帘子隔开，开始了对于两家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华罗庚为此作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该书第51-52页）这些资料反复表明华罗庚对当时 *** 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并且与痛恨 *** 之腐败 的闻一多气味相投、志同道合。试想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华罗庚可能主动去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吗？ 笔者后来在《陈省身传》的看到一段记载，并在拙文中作了引用：1946年蒋介石找华罗庚、吴大猷和曾昭抡，询问中国为什么不能造 *** ，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更优秀青年去美学习造 *** 。于是他们挑选了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化学）、王瑞駪（化学）和孙本旺（数学）五位青年，8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第12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但这表明是蒋委托华、吴、曾三位去选派并护送优秀青年赴美国学习，并不是华罗庚主动去见蒋提建议。 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没有记载表明是华罗庚向蒋介石提建议，笔者行文时就把之一个其释读为陈寅恪向蒋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当然这只是孤证推测，是有点冒险的。 如今克艰兄从王元撰写的《华罗庚》一书中找到两条新线索：一是华罗庚在1943年曾进入设在重庆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二是蒋介石曾送过华罗庚一张私人照片。因此，克艰兄作了这样的推论：既见过蒋介石，以华罗庚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热情，而有科学青年团之设的建议，完全在情理之中。俞大维是蒋介石的幕僚，很可能蒋的接见华，就有俞的作用在。陈寅恪是俞大维的表亲，可以推断，华罗庚对蒋建议一事，陈寅恪是从俞大维处得知的，而不是一般的道听途说。 这个推论看似符合常情，但实际上却存在各种疑点，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首先，中央训练团的受训对象分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党政训练班训练时间短，只有一个月，受训人员来去匆匆，训练期间活动多，忙忙乱乱，什么也顾不着，只是在中央训练团镀了层金，拿到一张结业证书，成了蒋介石的学生，领到蒋介石的一张署名照片而已，对于前途出路没有能找到一个比较具体有效的办法（《 *** 中央训练团与军事干部训练团》，第8页）。华罗庚受训一个月，他参加的就是这种低层次的训练班，只是在毕业后领到蒋介石的一张署名照片而已，并不是如克艰兄推测的蒋介石接见他时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

另一种党政高级训练班既名为高级，享受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党政高级训练班每期训练期限6个月，每年训练1期，每期选训100人（同上书第7页）。由于是重点栽培对象，受训人员皆受蒋介石单独接见与交谈。据当事人姚子和回忆：党政高级训练班的接见是单独接见，一个一个地进行，而且是座谈。单辟一个房间，蒋介石坐主座，受训人员坐客座。坐定，蒋介石就询问被接见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毕业学校、曾任职务、现任职务。刻板式的千篇一律。他手里拿着名册，一边问，一边不断地做纪录，而且还不断地注视被接见的人。（同上书第7页） 低层次的党政训练班每期学员约1000人左右，共分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团属独立分队（女学员）（同上书第11页）。由于人数多，训期短，不免草草了事。中训团教务组长吴兆棠说：党政班每期只有一个月：能学到什么呢？主要是叫他们（指党政班班员）来洗个澡，打打气，洗掉那些动摇、徘徊、灰心失望或赤化思潮，牢牢树立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和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学员忠于领袖， 忠于蒋介石（同上书第11页）。这种闹哄哄大杂烩的千余人，据说也能见到蒋介石：每期开学时举行典礼，由蒋介石宣讲设置党政训练班的意义。训练期满举行结业典礼，由蒋介石接见受训人员。所谓接见，就是受训人员按名册站成横队，由蒋介石逐次点名。被点的人就应声有，同时行举手注目礼，蒋介石注视片刻，据说在名册上随便画些符号，就挨次点下一个。（同上书第3-4页）千余人众目睽睽之下，华罗庚总不可能在点名时挺身上前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吧。 当时人吴恒祥回忆说：中训团各班除党政班外，蒋介石都很少去。只有开学和毕业典礼时露一下面，接受一下欢呼就走。（同上书第16页）此时俞大维想把华罗庚引见给蒋介石并提重要建议，恐怕中间没有足够的合适时间。关键的是：身居低层次党政训练班而作为千余人受训对象之一的华罗庚（享受的待遇实在太卑微），倘如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自尊，或者倘有一些自知之明，他大概也没有勇气自认为自己已具备向蒋介石提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的资格。 严格地说，既然是受训对象，或许在 *** 党部看来，仅仅是党国需要加以洗脑的潜在的招纳拉拢对象而已，并不是贵宾；这表明华罗庚此时尚未受到 *** 中枢的重视。如果受到重视，华罗庚此时不应是来受训，而应来中央训练团作演讲。当年有几位学界名人来这个中训团作过演讲，如冯友兰讲中国固有哲学，黄国璋讲边疆地理，徐炳昶讲中华民族之发展；竺可桢讲科学 *** （参阅《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第415-42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华罗庚此时尚不具备高踞讲台的演讲贵宾身份，而只是坐在下面洗耳恭听的受训对象。 1943年之际，华罗庚赴中央训练团受训，身份尚属卑微。因为连 *** 内部对受训对象都瞧不起，如 *** *** 驻英国大使及国防更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郭泰祺（1890-1952）针对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发过牢骚，借洋人之口说过一句刻薄话：人受教育，动物才受训练。（见《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第424页）此话显然是对蒋介石动辄办各种名目训练团的作风不满，但涉嫌侮辱受训人员人格，今天看来文明人更好不要这么比喻。了解了 *** 内部当年这种政治氛围之后，我们大概就不会轻易认定中央训练团的受训人员（哪怕他解出了某道数学题的答案）就肯定能享受蒋介石接见并赠送私人照片的待遇。 到了1946年，蒋介石因美国扔 *** 促使日本投降而感到科学的威力，故经人引荐，召见华罗庚、吴大猷和曾昭抡，并委托三位选派并护送优秀青年人才赴美留学。此时，华罗庚才成为 *** 需要重视的贵宾，然而此时华罗庚已被蒋介石委派出国，似乎已无必要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了。

与华罗庚截然不同的是，陈寅恪1927年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6年已是中央研究院评议员，身份显赫，故1940年受到蒋介石特别宴请，并与每一位未见过面的评议员一一交谈。此时陈寅恪如建议成立青年科学团，就显得自然贴切，并不冒昧唐突。 克艰兄认为陈不会这样建议还基于这样的理由，他说： 在消极一词的这个意义上，我敢说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这也表现于他针对历史进化论，偏要说历史退化论。唱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算是他最积极的作为了，但这份积极，绝不会衍生为政策建议或政治行为。 这个观点比我的孤证推测似乎更加勇于冒险，犹如汉将李陵率孤军深入大漠之中匈奴腹地，岂不危哉！把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盖棺论定为消极，我想九泉之下的陈寅恪倘如有知也会不高兴的，恐怕要认为不够知己。现举一例：1927年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担心被外交部聘为庚款董事会董事的梁启超要取代自己当校长，故勾结教育系教授朱君毅，唆使研究生王省上书诬告梁氏，迫梁辞职。研究院同学们闻迅质问王省，真相大白。同学们一方面去津慰问梁先生，另方面请求外交部撤换有关人员。结果王省被开除，朱君毅辞职，曹不久亦去任。吴宓之女吴学昭指出：在这次研究院风潮中，寅恪伯父比较活跃，不惟在教授会上发表演说（十一月十日），十二日又招父亲往谈，谓曹校长即将去职，现正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 *** 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而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而谒梁劝说云云。父亲在《日记》中惊叹：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吴宓终于也惊叹了：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陈寅恪遇见不平事并不畏缩，并不消极，并不明哲保身，而是奋袂而起，仗义执言，又是演说，又是写信，并招吴宓商谈，调兵遣将，指挥若定，作了各种应对之策；可谓仓猝之间，挥洒蓄养有素的人生智慧，从容应对突然爆发的危机这才是真实的陈寅恪，尽显乃父陈三立当年在湖南襄助祖父陈宝箴运筹帷幄、广招贤才、锐意改革之风采，尽显敢作敢为敢担当的陈氏家族的高贵门风。你能一言蔽之：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吗？ 我相信克艰兄肯定也看过《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只是作文之际暂时没记起罢。公允地说，陈寅恪确有消极一面，中年失明之后作诗说：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5页）诗意不仅消极，简直是悲观失望了。但同是这个陈寅恪，青年时代还作过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如此慷慨激昂之诗（见《陈寅恪诗集》第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我们怎么能轻易忘记了呢？ 总的说来，人性是幽微复杂、奇幻多变的，不太容易一言蔽之。当年朱光潜论诗歌，称赞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但鲁迅认为此话失之偏颇，指出陶渊明固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然而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一面，因此鲁迅总结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41页，436页）

基于上述理由，大概不能断定1940年之际的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此时此际，正是日寇凭借着武器装备的优势，疯狂对中国内地展开全面进攻。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曾经留学东西洋，具有全球视野的学界杰出代表陈寅恪乘蒋介石礼贤下士设宴招待之时，建议成立青年科学团并非不可理解，且完全契合陈氏家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门风。相反，享受中央研究院的俸禄，作为一流历史学家，当国难临头，更高执政者垂询交谈时，仅仅为了显示自己的矜持与清高，没有在某些方面建言建策，恐怕倒有几分尴尬的。 说实话，笔者并不想固执己见，坚持认定是陈寅恪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我未尝不赞成是华罗庚向蒋提建议，但必须要看到令人信服的相关证据这或许只能寄希望读者方家进一步提供了。 最后补充一点：拙文《竺可桢与陈寅恪之五》交稿时漏掉一字，文字学家杨树达成了文学家杨树达，这就有点可笑了。特作说明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