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警卫 *** 有什么悲惨的下场？

关于 *** 有什么悲惨的下场的事情应该从 *** 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 *** ，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 *** 的问题。

他说：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 *** 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 *** 锋，而 *** 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 *** 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 *** 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 *** ，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 *** 说：

邓那两下子比 *** 锋，差得远嘛！对 *** 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 *** ，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 *** 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 *** 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 *** ，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之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 *** 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 *** 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 *** 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 *** 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 *** 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 *** 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 *** 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 *** 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