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真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吗？
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严、郑是福建同乡，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严复所说，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注：《戊戌变法》(一)第346页。)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禀。持此议者甚多。(注：《戊戌变法》(三)第413～414页。)社会谣传，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更具代表性：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842页。)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据张仲炘(字次山)对张尔田说，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
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引者按：即徐桐)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注：夏孙桐：《史馀纪闻》(稿本)。)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蔡信和张说，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后党人士，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邓之诚先生著录此信后评论说：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清史稿》纂修张尔田的。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又转述与邓。张仲炘，字次珊、次山，光绪年间名翰林，在谏台甚久。甲午战争以来，以敢言出名。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杨崇伊上密折，亦曾知会他联名。政变后，张又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所以邓在著录此文后评论说：次珊号为后党，其言当可信。(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戊戌政变时期，供职国史馆，民国年间一直任《清史稿》总纂，于《清史稿》出力独多。以史家的身份，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其记述当有所本。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外间不得其详，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西太后违反常态，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把《起居注册》初记的申时回城，改定为卯时，等等。初六日早朝，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到太后处请安，还涵元殿之后，(注：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详参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343～357页；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等论著。)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
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布置谋划，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
二、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晚上，但赶不上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可谓欲盖弥彰。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原字为成右加队的左部分)：《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88页。)此外，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三)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上谕是行动的指令，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所记，夜里二更左右之说，这应是符合实际的。且与时人记载也颇相吻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袁到津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注：《戊戌变法》(一)第342页。)袁自己谓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这正是至此时才得以详细告密的饰词。论者谓告密当在下午四点钟，时间显然太早了，具体情形如下。
北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第441页。)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三、袁世凯告密的作用
拙文曾经指出，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证明了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之谋，从而坐实了他们大逆不道的谋逆地位，于是政变揭去了带有某种政争意义的面纱，转而成为屠杀镇压改革派人士的政治人士的政治大狱。谨再做一些补充。
初六日这一天，袁告密的内容，不论繁简都应该传递到京了。初七日，杨崇伊由津返京，应带回去更为详尽的内容，西太后处应该详知维新党人密谋确情了。但仍在三天之后，直到初九日才发出上谕捉拿军机四卿以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七人。这说明西太后得悉维新党人谋逆的报告后，态度的冷静与处置的稳慎，并未草率地立即举起屠刀。
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西太后们就不得不考虑兴狱及其一系列后果与影响。所以，搁置这么几天，才作出初九日上谕的决策。初九日上谕的内容和谭嗣同等七人先后同于此日被捉拿勿庸置疑。论者把它称为有的人早已被捕了的马后炮之举，缺乏史实根据。
论者最过硬的证据是谭嗣同早已在初七日就被清廷秘密逮捕了。其根据是：其一，张荫桓说他亲见初七日早期，西太后命军机大臣廖寿恒拟旨：拿办康有为党羽。这道谕旨具体内容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认定其内容就是拿办谭嗣同和梁启超，只是论者们自己推论的设词，并无任何史实根据。又认定荣禄告变在初六日政变前已经到达西太后，首恶谭、要犯梁应该被捕了。(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这也是一面之设词，并不是史实，充其量可以姑存一说。
其二，是根据对谭嗣同狱中三篇遗札的考证，推定谭于初七日被密捕。(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其实，这个结论大有商榷之余地。论者设论的之一个立足点是，初七日密谕是捕谭的。上文已经指出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论者设论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假设谭嗣同还有一篇遗失了的，且不为人所知的之一篇遗札。细阅今存之一札全文，完全可以确认这封回覆仆人们的信，并就来信所禀各事做的交代，就是确确实实的之一篇遗札了。谭被捉，仆人们自然必定检点一些日用必须品随后送进监狱去，并非一定要主人写信索要才去办的。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昨送来各件。撇开子虚乌有的遗失了的之一札，谭遗狱中三札，很自然表现为谭入狱第二天起连续给仆人们的三封信。
谭嗣同是初九日被捕的。他本人未留下话来，但证据是充分而可靠的。姑无论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时人记述和官方上谕，仅以当时当事人记载为证。军机四卿同堂供职，倘谭于初七被密捕，在初七日、初八日两天之内，其他三人肯定知晓的。其中杨锐、林旭二人可以确知为初九日晨被捕，而当时当事人所记述的他们被捕情形的文字，不仅没有提到谭已被捉拿，而且可证谭与他们是同一天被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