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乱入城，大乱避乡，浩劫入野”：中国古代的战乱避祸观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持续近一年，旷日持久的战争席卷了成千上万身处漩涡中心民众的命运，而 *** 大直播时代的“目击战争”使我们更加直观地目睹了每一个个体在战争中的颠沛流离，也唤醒了其他国家承平日久的民众记忆深处的恐惧：在战争威胁之下，个人如何才能保全？
中国古代历史上战乱极多，根据 ***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统计，仅从公元960年（北宋建立）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950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就达1761次之多，其中完全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的年份只有区区几十年而已，可以说，战乱对古代的黎民百姓来说是一种常态，而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短暂的间隙，频繁的战乱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剧让古人发出了“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哀叹，也让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战乱避祸经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莫过于“小乱入城，大乱避乡”了。
小乱入城
“小乱入城，大乱避乡”语出清代李渔的《十二楼•闻过楼》，句前有“古语云”三字，可见其年代要较成书年代更早，很可能在明末清初之际，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战争频度和烈度更高的一个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仅对战争有更直观的切肤之痛，也对躲避兵燹之祸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的营造理念中，城以御暴保民，池以设险守国，内有城，外有郭，郭外有池（护城河）的中国古代城市，本来就兼具日常生活和军事防卫两种职能，稍大城内有驻军，城墙上有防御工事，纵使县城也有防卫措施和乡兵拱卫，且在战时有防卫的紧急预案，以明代为例，县城紧急防守的一般步骤是：
方邑置长吏，不责之督贼，而诏之缕民，录死扶巧。招流亡、安反侧。县官之民壮，粮里之魁长，又昕夕训练之，为乡村之策应。把兵之，教攻围之正，翻女鬼之说，均蓄积之仓，裕火器之用，摘侦谍之奸。
因此，在短暂的小规模战争，比如流贼过境，盗寇侵扰中，进入城市躲避能够有效避免被战火波及，尤其是能够避免被贼寇和乱兵杀伤。此外，在皇城之外的其他地方城市里，象征着权力秩序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在城里，地方上府治、县治所在的城市，一定是朝廷防守的重点，有效的防守需要维持相对严密的城内秩序，而这种严密的秩序以军事手段和暴力维持，能够有效震慑试图乘乱作恶的宵小，大大提高入城避乱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因为小股流贼、盗寇往往并不是官兵的对手，志不在占据一城一地，而在于劫掠财货，裹挟人口，往往不愿在惨烈的攻城战中遭遇伤亡，所以城市抵抗稍强就绕城而走，这样避入城内的人自然就得以保全。因为越大的城市防守越严密，所以往往出现乡民避入县城、县城富户避入府城、府城士子避入省城的现象，“越大越保险”是避城策略的根本逻辑。
大乱避乡
然而在天翻地覆的大乱中，“入城”的思路就从生路变成了死路，因为古代城市虽然有一定军事防卫职能，但多数城市的主要职能还是生活，其人口承载能力是一定的，战时大量非军事人口的涌入，会造成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很快达到上限，如果战事不能很快结束，围城旷日持久，物资紧缺造成的饥荒和人口稠密导致的瘟疫必然接踵而至，使得城内难民的生存压力陡然升高。
如崇祯十五年四月，第三次围攻开封之战，有了前两次开封围城战解围的先例，战前即有大量城外平民避入开封，《汴围湿襟录》里说，“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万余户”，加上守军和城里原有的三十七八万百姓，开封城内约有五十万军民。围城后一月有余，城里就出现粮食短缺，城内百姓开始出城寻活路，城内守军意识到这样会泄露城内军事部署后，开始禁止百姓出城，于是惨剧很快上演，时人称：
五月开门放人出，六月闭门防人逸。
将军密计抚军颌，肥瘠皆堪充军食。
至九月初，开封已成人间地狱，《大梁守城记》中记载：
城中胔骼山积，断发满路，天日为昏，存者十之一二，枯垢如鬼，河墙下敲掇人骨，吸其髓。自曹门至北门，兵丁日饿死三四百人。
因此，当战乱的势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越来越以攻城略地扩张地盘而不是流动劫掠为作战目标时，百姓的避乱策略也从“入城”转为“避乡”，如崇祯末年，张献忠与明军反复争夺蕲、黄，百姓多弃城而走，只留守城兵丁和一些游手好闲之人在城里，避入城市周边的乡下，或干脆避入更远的山林之中，蕲州人陈之京所作的《山林赋》里写道：
罹乱离之瘼瘼，伤北郭之居焚。既所如之不合兮，乃决志乎山林。
可见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城市虽然防守比乡村严密，但也容易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乱中，一旦具有军事优势的一方志在必得，那么避入的城市越大，避城者的下场就越惨。此时避入乡村，以血缘、乡里为纽带结成小共同体互相扶持自保，一方面避免成为军事目标，另一方面可以依赖乡村的田野、鱼塘等得到生活物资补给，反而比“入城”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
浩劫入野
在天翻地覆的末世浩劫中，无论是“入城”还是“避乡”都难以保证安全，因为更大的危险显然来自于人，人对人的危险超过了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于是也自然有了相应的“入野”策略，前有《桃花源记》，明清鼎革之际也有很多“舟居”（泛舟水上隐居）、山居（躲藏进无人深山）的难民。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战争避祸观念就是在局部动乱时，从无秩序的地方到有秩序的地方去；全面动乱时，从人多的地方到人少的地方去；类似于世界末日的大浩劫时，从有人的地方到无人的地方去。今以观之，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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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