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为什么“大驱”和“大护”成了各国海军的发展重点？
在二战之前的各国海军中，各舰种各司其职，不同舰种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很少有“越级”或“降级”的案例出现。但是到了二战后，随着导弹武器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舰载设备的通用性、兼容性和适装性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就促进了新型水面作战舰艇（甚至还有潜艇）朝着“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各国海军舰艇种类、级别的数量较战前普遍有大幅度下降。不同舰种可以安装大量完全相同的舰载设备，让各舰种的功能彼此之间广泛出现了交叉重叠，更使得舰种界限日趋模糊。
二战后，海军舰种界限日趋模糊
在一个“理想化”的海军模型中，驱护舰队的构成被精简为两个舰种：一是万吨级的“全能舰”（类似于苏联/俄罗斯的1144型“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用于执行远洋作战任务；二是千吨级的常规动力轻型护卫舰（类似于荷兰的“西格玛”级护卫舰），用于执行近海作战任务。这样的舰队构成可以说是在深度实践“精简”或“扁平化”的理想。但理想毕竟是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在所难免。
问题主要出在吨位庞大的“全能舰”身上：
首先，“全能舰”（特别是核动力巡洋舰）的技术难度极高，除苏联/俄罗斯以外，至今全世界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建成过此类舰艇。
其次，“全能舰”的造价过于昂贵，一般国家根本负担不起。以“基洛夫”级为例，其首舰的建造费用依照1980年的国际汇率计算，就达到了令人咂舌的8亿美元，是当时苏联海军耗资更大的舰艇项目之一。
再次，“全能舰”的建造周期非常长，跟不上其他舰艇更新换代的步骤。以曾被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DDG-1000型“朱姆沃尔特”级大型驱逐舰为例，其首舰于2008年开工，直到2016年才服役，实际形成战斗力又耗费了数年之久。上述一大堆问题让身为“头等战舰”的“全能舰”失去了原本耀眼夺目的光环。而在此时，“次等战舰”的出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次等战舰的战术定位和排水量都介于万吨级“全能舰”和千吨级轻型护卫舰之间，看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实则能够兼顾两者的优势，是一种经济性较好，且具有“万金油”特点的中型舰艇，更是现代海军装备体系中重要的“战力补充器”。
DDG-1000型驱逐舰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更大的“吞金兽”之一
从传统定义上来讲，“次等战舰”一般有两大舰种选择：
一是通用驱逐舰，二是大型护卫舰。
必须指出的是，二者的差异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当今多国海军中，新一代“通驱”与“大护”的舰种界限并不是特别醒目，这一点在欧洲国家海军的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几大海军强国的舰队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的发展趋势，不同舰种的吨位差距十分有限：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海军新建的“次等战舰”均采用与“头等战舰”（防空驱逐舰）高度相似或完全相同的舰体，标准排水量相差无几。更有甚者，英国与德国海军新建的“次等战舰”（26型和“巴登-符腾堡”级）的满载排水量均超过了7000吨，接近于二战时期巡洋舰的水平，比各自国家的主力舰艇（45型和“萨克森”级）还要大。从舰体吨位的角度而言，这些“次等战舰”绝对配得上“通驱”的称号，但若是从战术定位上来看，它们却更接近于“大护”的角色。
欧洲国家在“次等战舰”的舰种选择上敢于标新立异，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制造业水平高、工业基础好、国际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进行技术合作和军贸往来）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舰队结构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就意味着在舰种数量减少的同时，舰种之间的差异程度也在缩小，此举显著降低了海军武器装备整体的后勤保障难度，也可以起到“省钱”的作用。
而相对于欧洲同行们的“任性”和“不按套路出牌”，亚洲国家的海军在“次等战舰”的舰种选择上则表现得“保守”许多。以日本、韩国和印度为例，这三个国家都拥有航母或“准航母”，因此需要大量的护航舰艇，海上安全环境较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更加严峻，新一代“通驱”和“大护”在这些国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