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哉悲哉张居正

自明代中末期的嘉靖、隆庆以来，军 *** 败、财政空虚、民不聊生。首辅张居正推行的十年改革，竟能挽狂澜于既倒，使积弱积贫的大明江山呈中兴之象，原因何在？

居正先生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居正原是十分注重自身名节的，但为实现政治抱负，韬光养晦，长期隐忍屈辱，逢迎、贿赂权宦冯保，借冯保及后宫之力，得以出任首辅，主朝政大权。居正掌权后，一改往昔的谦虚和祥、沉默寡言，变得雷厉风行，在全国范围实行一场改革。居正的作为，至爱亲朋不理解，亦为清流士林所不屑。居正为天下臣民计，不予辩白，内心的无奈，又能与谁言说？

先生的改革，姑不论主观上为君为国，抑或为民，清丈与“一条鞭法”的推行，无疑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做起，解农民之忧，有利国计民生。当时全国六千余万人，农民占九成以上；将税、差、役化简归一，减少了中间层假公济私，对农民的盘剥与勒索。而对大地主隐瞒土地的清查，既能降低农民负担，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先生的改革，又是全面的，系统的，从经济层面直入政治层面。他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惩治腐败，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敢冒风险的政治胆魄。居正认为，“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故从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入手，推出考成法，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督促一切政务的施行。这样，就形成了内阁—六科—六部的制度。其中，内阁出政策，六科抓监督，六部抓落实，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体系，这乃是居正改革政治体制的一大创举。

与宋相王安石不同，居正先生的改革，又是有策略的，渐进式的。安石任相之后，立即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此举虽给力主变法的士人注入了 *** ，但却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居正任首辅后，对明神宗说：“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后又在谢恩疏中表示：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居正在改革中高举“恪守祖制”的旗帜，封住了守旧派的嘴，避免了政敌的干扰。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居正功成名就，地位显赫，久处“尽头竿”却是不安全的。居正乃机权之人，对此早有逆料：“付嘱愈重，早夜兢兢，诚不知死所矣。”果然，万历九年酷暑，居正病倒，归政乞休之心复萌，又请辞，不为神宗允准，留京仍为国事操劳，次年（1582年）即殁，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一死，其所行法制，除“一条鞭法”，其余尽付东流。两年后，这位曾被神宗称赞“忠勤弥笃，殊勋茂绩”，并承诺“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的一代功臣，在江陵的老宅，便被神宗以莫须有查抄，先生子孙自杀的自杀，充军的充军。历史上演了又一出改革家的悲剧。

传先生私德有瑕，真伪莫辨。是否与先生深藏于心的悲剧意识相关，不得而知。他深谙“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经验，却是凿凿有据的。居正还乡，有湖广巡按朱谨吾请建“三诏亭”恭迎之。居正复函答曰：“露台百金之费，中人十家之产，汉帝犹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产乎？当此岁饥民贫之时，计一金可活一人，千金当活千人矣！何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弃之道旁，为官使往来游憩之所乎？”体恤民情，溢于言表。又曰：“且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者乎？”竟一语成谶，可悲也夫！

江陵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这与鲁迅先生所谓历史人物的大小，愈近愈小，愈远愈大，意思互可参见。四百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生长在先生故土的后辈子孙，当追思先生的政治卓识，体味先生的通达转圜、内心苦楚；先生之秋功过，亦当与评说：壮哉张居正，悲哉张居正！

来源：《阅读时代》2023年第06期

作者：黄大荣（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编：杨一帆

编辑：邓汝濛、姜雯婷（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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