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放”的女性：土耳其精英女性对共和国建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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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冷紫葉

性别视角下的凯末尔世俗化改革

土耳其女性解放早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就已经出现萌芽，主要表现在教育进步和解放思潮方面。国家范围内兴起的教育世俗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女性教育的进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标志着女性教育的巨大进步，少数受教育女性的思想解放进一步推动了女性思潮的发展。西化思想虽然未能阻止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但却将女性领上国家建设的舞台，为共和国建设奠定了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凯末尔改革终止了 *** 教对国家的干预，女性得以从家庭走向社会，拥有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但是，凯末尔改革未能真正触动束缚女性的封建根基，国家女权主义忽视家庭生活的局限性阻碍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也未能真正赋予女性提出诉求、追求权利的机会，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仍然无法走出家庭的局限。

在父权社会和 *** 势力的双重高压之下，土耳其女性的解放举步维艰。一方面，女性群体被视为男性的所有物和附庸，她们的贞洁与国家荣誉被强行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世俗化势力和 *** 势力的冲突剥夺了 *** 女性佩戴头巾和面纱的自由选择权。这些问题都体现出凯末尔世俗化改革对女性解放作用的局限。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女性启蒙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女性教育

坦齐马特时期(1839年一1876年)

受传统 *** 思想的影响，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着对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否定和偏见，土耳其女性地位普遍较低，没有教育、就业和政治权利。这一现象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外战争的劣势开始有所改变。坦齐马特时期，统治者和精英贵族开始积极思考西化复兴的可行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接受了西式教育，西方思想的传人引发了社会小范围内的思想启蒙。

印刷媒体为具有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思想的新的渠道，妇女解放属于其中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关，1859年设立了女子公立学校，1870年女教师随之出现。1896年之一本奥斯曼妇女杂志问世。

坦齐马特时期的教育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遭遇了思想、人才、物质资源等多方面的限制。改革从开始之初就遭到了 *** 教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现代化教育会威胁到宗教统治地位。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学校建设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和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以至于大多数乡镇学校都缺乏女性教师，后来帝国不得不修改法律允许以德高望重的男性教师替代女性教师;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极大，城市教师不愿意前往乡镇学校工作，加重了教育普及的障碍;奥斯曼帝国经济发展滞涩、财政危机频发也使得地方学校的办学难以为继。

但是，坦齐马特时期的教育改革打破了乌里玛对教育的垄断，是土耳其之一场真正意义上全面引进西式课程设置、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的改革运动，为后来的凯末尔改革奠定了比较好的现代化人才基础。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年一1909年)

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沿袭了坦齐马特时期的世俗化教育改革方向，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在其统治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00年伊斯坦布尔大学正式完成西化改组，成为中东国家中之一所开设西式教育课程的近代大学。

以伊斯坦布尔大学为代表，哈米德二世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除了近代大学还有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哈米德二世治世期间女性教育成果斐然，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女子师范学校、女子艺术学校纷纷兴起。

女性的职业教育以1877年的女子工艺美术学校为起点，职业学校逐渐成为培养技能型女性的重要平台，同时出现的还有女子住宿制，这与坦齐马特时期的男女分校相比又出现了新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的西式课程也逐渐普及到初等教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中小学都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现代课程。哈米德二世时期虽然强调保守的 *** 主义，但并未从根本上限制妇女的解放运动。

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1909年一1918年)

青年土耳其党是土耳其的世俗化革命团体，成立于1895年，1908年在萨洛尼加发动武装起义，1909年正式成为执政党。在青年土耳其党的主持下，1909年新宪法诞生，新宪法规定素丹不再拥有任免大臣或召集、解散议会的权利，将素丹变成了真正有名无实的土耳其统治者，为世俗化改革争取到极大的自由空间。

在土耳其青年党人执政时期，1904-1914年，国家教育经费从20万里拉增长到123万里拉;中高等学校也开始全面招收女生人学;1914年，土耳其的大学正式开始招收女性;并且1915年之一所女子大学(Inas Darulfiinun)成立。教育部专门为女性学生开设了女子部，师范和卫生类院校的女性学生比例迅速上升。

土耳其女性在这一时期进一步获得了参加教育和工作的机会，经济独立性的增强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关键，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一部分土耳其女性提供了自立自强的可能。独立战争时期女性在多方面做出贡献，与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提升有一定的相关度。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女性解放思潮

奥斯曼帝国晚期已经出现比较积极的西化倾向，受到西化萌芽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思想随着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理念传人奥斯曼帝国，对当时思想开明的上流社会男性和进步女性产生了深刻影响。

早在坦齐马特时期，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僚精英就把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当成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奥斯曼帝国内部西化运动的逐步演进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女性解放也逐渐从思想论辩走向社会实践。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青年党执政)之前，女性的家庭生活受到 *** 法律的限制， *** 教只赋予男性单方面的休妻权，甚至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一名男性最多可以拥有四个妻子)。而坦齐马特时期的新宪法除了建立上文提到的世俗化与宗教化并行的教育体系，还规定“一切人不拘任何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初步打破了宗教统治的奎塞，为女性思潮的萌芽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

正如上文所述，坦齐马特时期更大的成就在于教育世俗化，刘源指出，这一时期内奥斯曼帝国开启了比较全面的西化改革，教育方面呈现出现代化与宗教化齐头并进的局面，且教育世俗化逐渐演变成主流趋势，为后来凯末尔改革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设奠定了比较好的人才资源基础。

凯末尔时期妇女解放的客观前提一土耳其独立战争

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的成立仪式上不仅描述了当时土耳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也初步提出了“国家边界”的观点。在凯末尔对国家边界的定义中， *** 是可以与其他民族一同存在的，而他后来对“国家建立者”的阐述也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即独立战争并不会排除 *** 文化，反而正是利用 *** 文化将拉兹人、库尔德人这样的少数群体和土耳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恰恰反映了独立战争期间，凯末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之所以强调土耳其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色彩，是因为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共和国成立后女

性赋权甚嚣尘上的直接原因。凯末尔把妇女解放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妇女对于共和国独立的付出。

女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总的来说，凯末尔改革对女性解放的作用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 *** 对于女性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女性解放程度的不平衡。上层社会的女性享受了民法赋予的婚姻平等和政治自由，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仍然长期生活在 *** 教文化的控制下，农村地区的宗教因素根深蒂固，宗教婚姻中的土耳其女性无法享受立法带来的益处，这一不平衡长期根植于凯末尔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究其根本，这种不平衡来自于土耳其女性解放运动的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专制统治政权并不支持代表女性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女性通过女权组织提出的诉求被宗教势力视为分裂行径，遭到强烈打压。男性精英为了维系父权制的权威，对女权组织和女权运动进行多方面的限制，直接导致土耳其妇女联盟的流产。

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共和国又成立了由国家赞助的女性组织，这些组织扮演了执政党温和的辅助角色。 *** 通过为女性赋权、动员女性参加社会生活，根本上还是为了强调国家巩固和统一、建立现代中央官僚机构和建立统一的公民制度，并不是为了真正肯定女性在构建性别二元性方面的价值。

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女性解放萌芽相比，凯末尔改革对女性解放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助力。由于土耳其女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凯末尔对女性怀有深切的同情，将女性解放视为改革的重点之一，废除了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休妻制，兴办各类学校，大力发展女性教育，给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并鼓励她们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活。

但是，凯末尔本质上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父权社会的根本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只不过从个人父权制转变为公共父权制。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世俗化共和国，女性的权利和自由也必须为民族利益让步。

共和国的男性精英不允许女性成立政党或者采取“激进”手段追求政治权利，妇女虽拥有了法律上的家庭地位的提升，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妇女仍然难以走出家庭和不幸的婚姻。因此，凯末尔时期的女性解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进步与落后兼有的二重性，以及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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