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时，他若能早到三天，也许中国后三百年历史不是清朝

引言

崇祯十七年(1644年)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明朝灭亡，李自成氈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

至此李自成起义发展到 *** 的顶点。可是,进入京师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被迫退出京师，接着退回山西、陕西，最后退到湖广，于顺治二年(1645) 九月牺牲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

胜利和失败都很快，为什么以前的绝对优势一下子就完全消失了？

一、占领京师后形势的变化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京师后，所要对付的敌人由一个变成了两个。明朝末年，存在着三种互相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即:明朝官府、满洲贵族和农民军。

李自成进入京师前，全国统治权掌握在明朝统治者手中，满洲贵族和以李自成为主的农民战争力量，都积极与之争夺权力。

明军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为摆脱这种困境，明朝官府曾与满洲贵族秘密谈判，但未成功。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京师，掌握了政权。于是，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农民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而另一方面，因取代了明朝的地位，受到满洲贵族和明朝残余集团这两大敌对势力的夹击。

尤其是满洲贵族刚刚兴起不久、锐气正盛，它一直虎视眈眈密切注视着中原的时局，一旦有机可乘，便长驱直入，夺取政权。

面对这两大敌对势力，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难以应付，这是李自成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除客观因素外，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没有采取新的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这又从主观上造成了起义的迅速失败。

农民军不能灵活掌握对待缙绅富室的政策，李自成起义军既要赈济贫民，又要支付战争经费,又由于“免赋”政策的施行，使财源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靠屯田和接收明朝官府仓库来解决部分开支之外，主要是依靠向缙绅富室征收财物来满足需要。

李自成进入京师前，对缙绅富室在经济上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其中罪大恶极、头迹昭彰者坚决平定，没收其财产;一般的缙绅富民，按其资产和收入的多少，要求他们向起义军捐输一定数量的财物。

有的缙绅富室，迫于形势，接受了这种政策，但是大部分抗拒捐输，起义军采用严厉的手段，迫使他们拿出财物，称之为“追赃”。

李自成起义军对缙绅富室的“追赃”政策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执行这样的政策必须灵活机动，讲求策略，尽可能避免产生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副作用。

然而，李自成起义军并没做到这一点，进入京师后，尤其如此。

从策略讲，起义军进入京师后对于一般绅富不宜逼之太急。对此从李自成本人来说,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执行政策的一些将领如刘宗敏等人却对此缺乏认识,未能如此处理。

崇祯十七年四月初九日，李岩向李自成提出一个建议，共有四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要区别对待绅富。

贪婪的明朝官员应该没收他们全部财产，清廉的官员则不应没收，任由他们自由捐款。但这一建议并未能实行。

从策略讲，起义军进入京师后对待绅富中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应该注意灵活对待，尽量争取其归附。

对此李自成起义军也没能挡住吴三桂军入关。吴三桂至山海关，闻京师巳被李自成攻克，犹豫不进。

此时，吴三桂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他如果归顺起义军，就可以加强起义军在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使满洲贵族不能轻易打进关来；

如果投降满洲贵族，刚刚进驻京师的起义军就失去屏障，立脚不住。

当时，吴三桂归顺起义军和投降满洲贵族，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在京师，为起义军所掌握，具备争取其归顺起义军的条件；

另方面吴三桂及其部下在关外有许多土地，其舅祖大寿早已投降满洲贵族，皇太极曾让人写信对吴三桂进行招降，这使他又有投降满洲贵族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能否采取积极措施，争取吴三桂归顺，就成为极其迫切的问题。

对此，李岩是注意的，在四月九日的建议中，第四条就是招抚三桂，并给吴三桂父子优厚的待遇。

李自成对此事也有所重视，他曾让吴三桂之父吴襄写信让吴三桂回到京师。

但是，据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塘报》中记载：三桂差人进入京师师打探老总兵(指吴襄)、圣上消息，有闯‘贼’在京师向文武大臣拷打要银。

吴襄被拷掠后，凑银五千两。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影响，它使起义军增加了敌人。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精形。

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副总兵刘世昌塘报》说:“在陕西、山西等地，起初人们都愿意倒向农民军，但是后来又不再忠于农民军。”

由此可见，李自成进入京师后，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李自成一方不完全占有优势。

二、从我可富贵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曾对洛阳群众说:“王侯贵人欺侮百姓，任由贫民冻死饿死，如果想获得富贵，大家就跟我起事吧。”

这是李自成号召贫苦农民参加起义军的动员令，它一方面严厉斥责了“王侯贵人”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为贫苦农民指出了道路。

这个口号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即一方面是受压迫、受剥削者，另一方面又是小私有者。他们希望发财致富、跻入富贵者之列。

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若干主张，是为了改变贫苦农民的生活地位，深得人心，使起义军具有鲜明性;而其鼓励起义军战士争当贵者、富者的口号，则使起义军不能长期保持这种性。

因为富贵和贫贱是对立的统一，起义军被鼓励争当贵者和富者，就很容易通过侵害群众的利益来实现富贵的目标。

本来，李自成起义军自崇祯十三年后，非常注意军纪，可是，在进入京师后不长的时间里，就陷入了混乱状态，正是由于用富贵思想引导参加起义军的人们，使起义军长期以来的好作风逐渐被抛弃。

追求富贵，还导致了生活腐化，贪图享受，厌烦艰苦的斗争，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这在进入京师后，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时起义军从上到下，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状况。李自成本以不好酒色著称，但进入京师后，贪图享受的坏毛病也不能丝毫不染，只不过与其他起义将领相比，程度较轻而已。

如此贪安畏战，遇到强敌，显然必败无疑。

李自成率领起义军至山海关亲征吴三桂，虽然进行了拼死的斗争，最终还是溃败下来了。而且从此节节败退，连城高池深的京师城也没能坚守。《绥寇纪略》的作者认为李自成起义

失败原因有三：

进入京师后，农民军逐渐变得狡诈，并且日日享乐，趋于骄纵，从而，农民军战斗力下降，作者的这个意见，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叙述的“从我可富贵”口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我富贵的思想固然在短期内吸引很多人加入农民军，然而，导致农民军部分人走向奢侈，不再有农民军的良好作风。

三、地方建设措施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起义军控制地区的日益扩大，所需要的地方官数量急剧增加。

除了从参加起义较早的人中选拔之外,还任用了一些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吏，携带官印投降农民军者，可以担任一定职务。此外，农民军也较为重视知识分子。

这样，明朝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成为起义军地方官的主要成分。很多山西、陕西秀才在农民军中任职。

进入京师后，选用的明朝官吏数目更多。在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实行这种措施，是必要的,能有力地分化明朝的缙绅集团。

从实际效果看，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些被选用的明朝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除了混入起义队伍阴谋“以奇计误贼”者外，多数是以谋求个人出路为目的才归顺义军的，有的并无实际的从政经验和能力。

对于起义军所制定的政策缺乏了解，因此，起义军应该在他们赴任之前施以必要的教育，职后，还应对其政绩实行考核。

而李自成义军并未如此去做，所委派到各地的官吏，只有山东诸城县令等少数人能够以割富济贫，其余很大一部分并不称职，有的甚至中途弃职而去。

李自成起义军的地方官如此不理想，这就不能使辖区都变成坚强的堡垒。

李自成义军退出京师后，不久河北、山东等地不再安定，地方政权崩溃如此之快，显然与地方官不得力，地方政权脆弱有极大关系。

明末义军实行的是流动战术。在起义初期，这是正确的。当时起义军与明朝官军相比处于劣势，如此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可是到起义军力量壮大起来之后，从战略上讲，流动作战就应该转变为以根据地为依托。对此李自成注意太少，这也成为其迅速遭到严重挫折的原因之一。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开始建立根据地的时间和地点，起初，李自成在山西、陕西等地起事，起初攻破城池后并不守城，等到占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才开始建立根据地。

按照这种说法,事自成是从崇祯十五年年底才注意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明史》说法也是类似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怀陵流寇始终墩》卷14崇祯十四年二月载：农民军在河南封闭府库，赈济贫民，设立官职，这说明，早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打下洛阳后李自成就开始注意设官守土了。

李永茂的《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更明确指出:李自成原来的意思是以河南为起点，向北进入陕西，向东到达江苏，向西夺取函谷关，向南直达两湖地区此后。

设官守土的记载不绝于书。到了崇祯十六年以后，李自成起义军关于根据地的想法又有所变化，即确定以关中作为最主要的根据地。

可见，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已经有三年整了。时间不能谓其太短。

但并没有积极地抓紧经营，就连确定为主要根据地的关中，也没有留下来认真进行经营。这样，李自成义军直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满洲贵族以优势的兵力打进关来后，农民军一直找不到稳固的立脚之地。

顺治二年(1645) 满洲贵族攻破潼关之后，李自成只好由陕西败退湖广，最后牺牲于通山县九宫山。

由此可见，李自成注意到要加强对地方的建设。

然而，在一方面他并未大力建设地方，另一方面，地方官不得力，更使得农民军难以在占领的地区建立稳定的根据地。

结语

李自成是一位较为优秀的农民军领袖，他起于驿卒，经过长期斗争，取代明朝，进占京师，可谓风光。

李自成还主张均田免赋，受到人民欢迎。他固然存在一定缺点，但总体而言，积极作用要多于消极作用。他的一系列经历被人们广为传颂。

至于李自成为何丢掉京师后便兵败如山，主要是由于占领京师后，并未实行正确的措施。

例如对各类官员都进行“拷掠”，在其他的占领区域，不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加速其撤出京师后的败亡。

至于微观层面，李自成的一系列措施未能很好地笼络吴三桂父子，使得吴三桂倒向满洲贵族。

参考文献

《明史》

《甲申纪事》

《绥寇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