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烂“堡垒”的攻城槌：重装版Fw 190“突击战斗机”的初战

2007年捷克模型厂商eduard（牛魔王）出品了1：48比例的Fw 190A-8/R2板件，封绘即为生动。而画作背后亦牵扯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封绘所描绘的这架Fw 190A-8/R2型战斗机在真实历史中为德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第2（突击）大队[II(Strum)/JG4]大队长汉斯-君特冯科纳茨基中校（Hans-Günter von Kornatzki）座机，机身编号“绿色3”号，出厂号681424。

绿色3号机，机头发动机罩上涂有联队队徽，机身后端的黑-白-黑色带为“帝国防空战联队”识别条（Reichsverteidigung）。

冯科纳茨基被认为是Fw 190拦截四引擎重型轰炸机编队的战术之父。在转入帝国防空战之前，他有着丰富的前线作战和指挥经验，曾在法国战役和不列颠战役期间担任第52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接着在第1战斗机飞行员学校（ Jagdfliegerschule 1）和第10航空军（X. Fliegerkorps）的教学和指挥岗位上待过。

在那之后，他短暂地加入了第25试验飞行队（Eprobungskommando 25），这个单位专门研究如何对付盟军重型轰炸机编队的战术。

1943年11月17日，德国阿赫默(Achmer)，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视察第25试验飞行队和新组建的第1突击中队。照片中他正与新任指挥官冯科纳茨基少校交谈。在科尔纳茨基的左边是另几位在未来大获成功的突击战斗机飞行员，欧文巴西拉少校（Erwin Bacsila）、奥特马尔策哈特中尉（Othmar Zehart）和汉斯-格奥尔格埃尔泽少尉（Hans-Georg Elser）。

这促使后来成立了了第1突击中队，冯科纳茨基从1943年10月任中队长，直到1944年4月中队解散。战术是围绕Fw 190A-8的战地改装型-R2（R即为德语Rüstsatz，现场改装构型）展开，并开始成形--包括额外装备座舱下方机身的5 mm附加钢板、谑称「马眼罩」(Scheuklappe)的座舱罩侧面30 mm防弹玻璃板（ Panzerg *** ufsätzen ）；两主翼各将其中一门20 mm MG 151/20机炮更换为30 mm MK 108机炮。

这批Fw 190A-8/R2部署给了第11战斗机联队、第3战斗机联队第4大队、第300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和第4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以上各大队转换为突击大队（Sturmgruppe）。

实战中飞行员非常不喜欢马眼罩，很多时候会将座舱侧防弹玻璃板拆卸，避免高空飞行时水气凝结在间隔中影响视线。这架1945年被美军缴获的第4联队第2大队所属“白色11号”Fw 190A-8/R2（出厂号 681497）就无此装置

第4联队第2大队于1944年5月至7月间在扎尔茨韦德尔（Salzwedel）成军，飞行员来自不同单位，如第1驱逐机联队第1大队第1突击中队，还有许多新兵蛋子直接从航校分配过来。

38岁的冯科纳茨基是一个有6架击落战果和指挥经验的老兵，他是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秘书厄休拉格伦特曼的丈夫，从1944年7月12日起，他已指挥这支部队整整两个月了。

1941年5月3日，冯科纳茨基和乌苏拉格伦特曼（Ursula Grundtmann）举行婚礼。这段婚姻没有维持太久：两年后，乌苏拉在盟军空袭柏林中丧生。

不过冯科纳茨基并没有像封绘上的那样坐在“绿色3”号机上升空作战。行政职责让他必须得留在地面上，第4联队第2突击大队在指挥官不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了战火的洗礼。

所以绿色3号机就作为该大队另一位飞行员-第5中队的赫伯特克隆德空军中士（Herbert Chlond）的备用机-他本人的座机因为机械原因无法升空。

克隆德是突击大队中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之一，之前在第1驱逐机联队第2中队（2./ZG1）服役，驾驶Ju 88主要与比斯开湾地区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海岸司令部的战机交手。

1944年9月11日，他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后的之一次战斗任务，当时他所在的部队袭击了诺曼底滩头的船只，但驾驶的Ju 88被来自盟军舰艇的防空火力严重损坏。

摄于扎尔茨韦德尔，1944年8月，彼时第1驱逐机联队第1大队正在改编为第4战斗机联队第2突击大队

克隆德坐在他自己的座机“白色14”号机上，1944年秋

1944年8月1日，克隆德所在的单位开始转移至扎尔茨韦德尔，各人分配入第4战斗机联队第2（突击）大队本部和各中队里去，飞行员们对加强装甲版的Fw 190进行快速熟悉。

在这段时间里，赫伯特克洛德回忆起他的长官:

“在我们适应和训练期间，能不时地遇到冯科尔纳茨基中校，他会来检查我们的学习进展。他似乎是一位关心部下福祉的军官——几乎像父亲一样，家长式的作风，深受各级官兵的爱戴。”

此战术使用火力及装甲强化后的Fw 190 A-8/R2，由后方逼近盟军重型轰炸机近距离射击以提高命中率及损伤程度，又称实施攻城槌(Sturmböcke)空战战术。

经过几周的训练、第4突击大队的飞行员终于有机会来检验成果，迎来与美军轰炸机交手的机会。

那是1944年9月11日。赫伯特克洛德带领第5中队为整个突击大队的主力，在中午后不久，从后方攻击了美军第3轰炸机师第100“血腥一百”轰炸机大队（100th Bomb Group “Bloody Hundredth”）的一个盒型编队。

德机完成了对美军编队的快速渗透，并进入了高度较低的安全地带。在之一轮攻击中克洛德就宣称击落了一架B-17G。

装甲化的“攻城槌”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对B-17机群有绝对的优势。而且护航的“野马”机还不见踪影（当日负责掩护的是第8航空队第55和第339战斗机大队）。

刹那间视野中所及的B-17不是着火，就是明显遭受各种损伤，整个编队队形被之一批进攻的“攻城槌”打穿，而另一波搭载20和30mm口径机炮的Fw 190正在逼近。

未能身临其境的读者们可能很难想象B-17G机组人员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压倒性无助感。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德机攻击的整个中队就从空中消失了。

此画中绿色6号“机（序列号681337，驾驶员海因里希霍尔纳）在攻击中被B-17轰炸机机 *** 击伤，几分钟后于开姆尼茨迫降时机毁人亡

克隆德后来回忆到：“那天我的座机停飞了，所以我驾驶冯科纳茨基的飞机出战——他本人没有参与这次任务。我不知道的是，这架飞机配备了与机炮同步的摄像枪。有了这个，我的整个攻击过程都被记录下来了，从之一次扣动扳机到攻击结束，位置就在B-17的方向舵后面。

本来我压根一点也不知道，但大约两天后，我们在放映室里看到了这段录像。有人说:现在甚至可以看清我们的猎物了

我还记得冯科纳茨基在取得首胜后告诉我们，可以把座机机鼻涂成红色，这会对轰炸机机组人员造成心理压力。”

突击大队计划再次与美国第8航空队的四引擎轰炸机 *** 手。这一次，也就是9月12日，由大队长冯科纳茨基中校驾着“绿色3号”机，亲自带队出击。赫伯特克隆德也执行了这次任务。

美军第8航空队来袭的兵力明显少于前一天-但也有900多架轰炸机和600多架护航战斗机。

而德国空军经过前一天的大胜后，无力再投入相同的力量应战，不过也尽全力派出了第4战斗机联队第2（突击）大队和第3大队的战机

当天盟军的目标还是炼油厂，这次是在马格登堡/罗腾塞、弗里德里希施塔特、布鲁克斯(Most)、鲁兰和波能（Böhlen）。

飞到马格德堡附近上空的“堡垒”机群首先遭遇的是第3大队的Bf 109，接着“攻城槌”在2分钟后赶到。盟军飞行员伤亡惨重，其中一架b -17被冯科纳茨基击落，赫伯特克隆德也在两天内获得第二个战果。

更准确地说，在1944年9月12日，他获得了两个“击破”记录 (Herausschuss)——“击破”意思是将轰炸机从编队中分离了出来，是德国空军对于攻击轰炸机群时非常重要的战绩指标。

后来他回忆到:

“那天我飞得离冯科纳茨基很近。他就在我左边两到三架机位开外的地方。我还记得他吼叫着命令大伙进攻——“突击!”。这句话很可能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不久后他的Fw - 190被击中，脱离了攻击编队。

我们和他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作战楼里见到，他讨人喜欢，受人尊敬——与其说是我们的长官，不如说是一个老友。”

冯科纳茨基驾驶的Fw 190在穿透轰炸机编队时受到了重伤。他从攻击机群中脱离出来，奋力控制住座机。尝试着在哈尔伯施塔特附近的Zille附近的一块田地上迫降，不幸撞上了高压电线，坠机身亡。“绿色3号”机'的战斗记录很短，只有两天，1944年9月11日和12日，即便如此，还是击落了两架B-17G。

赫伯特克隆德从血腥的帝国本土防空站中活了下来，战争最后阶段他转隶第7战斗机联队，接受Me 262飞行训练，但那时的战局基本很难保证他们完成学习。

德国投降后他回到老家重新捡起了医科教材继续学习，后成为海德堡一位德高望重的儿科医生，1998年重回捷克到访纪念此役的“1944年9月11日厄尔山区空战博物馆”，2005年辞世

1999年到访博物馆的赫伯特克隆德，他面前的这台Fw 190发动机残骸属于他战友，第5中队的齐格飞祖贝尔中士的座机，后者于9月11日当日战死。

冯科纳茨基夫妻墓地

彩绘中的另一架飞机为战术编号XR-J、序列号42-97834的B-17G，昵称“祝你健康”（Mud In Yer Eye），该机可能并非为赫伯特克隆德本人所击落，但为当日坠毁在 施米德贝格地区（Schmiedeberg，今捷克境内科瓦斯卡/Kovářská ）内的B-17之一，因此可以推断该机与克隆德的“绿色3号”机极有可能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内相遇。

Mud In Yer Eye本意为“眼中的泥巴”，典故源自圣经中记载耶稣用泥医治了一个盲人。他把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当此人再次睁开眼睛时，便能看见了。后延伸为英语中为身体健康而干杯的祝酒词。

该机为30系列（Series 30），建造于美国加州伯班克（Burbank)的洛克希德维加飞机公司（Lockheed's Vega Aircraft Corporation），于1944年5月4日交付给驻新英格兰索普阿伯茨（Thorpe Abbotts）的第100轰炸机大队第349轰炸机中队，根据记载其首次作战任务发生在6月2日，当日由威廉泰尔米内罗中尉驾驶轰炸了德军大西洋防线。

1945年初，第100轰炸机大队的两架B-17G，前面的是第349中队的“可怕的白蚁”号（Terrible Termite），序列号42-97696 ，战术编号XR-W, 后方的是第418中队的“康德 *** ”号（Miss Con Duct），序列号43-38525，战术编号LD-A。

第349轰炸机中队队徽

虽然泰尔米内罗机组为XR-J号机的首个长期机组，但从6月下半月开始，第349轰炸机中队的不同机组人员也在该机上轮换，最后由奥维尔C埃弗里特中尉（Orville C. Everitt）机组所常用。

他们的第17次也是最后一次任务是前往轰炸德累斯顿地区的鲁兰炼油厂。根据第100次轰炸机大队记录，这是“祝你健康”号的第38次任务。

导航员沃伦-索登中尉（Warren Soden ）回忆说：

'在1944年9月11日执行轰炸鲁兰任务前的简报会上，第100轰炸机大队被告知我们将遇到敌人强大战斗机力量抵抗，不过我们也有大量战斗机的掩护。

第349中队飞在更高空位置，我们的飞机是一架备用飞机，飞行在右翼。因此，我们是中队的最上方的一架。在鲁兰西南的任务初始点，我们被Fw 190拦截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之前说好的战斗机来掩护，也没有听到机上机 *** 确认他们看到了任何P51或P47。由于我在机头的位置，无法看到上方和后方发生了什么。

从窗口我看到一架B-17开始下坠，一架被打烂的FW190在下坠过程中从我们的领头编队中穿过。”

导航员沃伦-索登

空战中“祝你健康“号被重创，脱离编队。机尾机 *** 威廉E肯尼(William E. Kenney)回忆起那一刻:“德机朝我们开火，我被机枪火力击倒在地。我看到在机体中段的赫希和拉德卡。乍一看他们伤得很重……”

沃伦-索登：'在经过Fw 190的几轮20毫米火力打击后，我们的尾部控制装置被打坏了，包括方向舵和升降舵。飞机开始下坠，我抬头可以看到飞行员（埃弗里特）的脚踩在方向舵上，全力控制飞行。副驾驶已经不见了(机上的织物隔板没了，所以我可以从机头直接看到驾驶舱）。

我跳伞了，在下降的过程中看到我们的飞机几乎就在我的正下方，飞行轨迹一直是左-右，左-右，下坠速度明显减慢。这埃弗里特仍在驾驶飞机。我的判断，他没有跳伞，而是试图在跳伞前飞到云层以下。”

地面上的目击者也看到了这令人胆寒的一幕。住在魏珀特(Weipert，今日捷克境内韦伊普尔蒂/Vejprty)的当地居民罗尔夫费林格豪尔（Rolf Fellinghauer）回忆：

“第二波轰炸机从西方飞来，留下了一道道的尾迹。在同一航线上。在它们的上方，像蚊子一样，出现了一些小点，这是德军的战斗机。这些飞机俯冲到银色的机群中，选择了各自的目标。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在家里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从我房子的方位可以看到北边的山谷，一直到波尔伯格。然后向南一直到Klinovec和Fichtelberg

我母亲僵直地站在厨房里，反复对我大喊，让我远离窗户。更骇人的是，这群轰炸机并不孤单。他们有一支强大的护卫机队，空战的烈度被提高了几个等级。

第二架严重受损、燃烧着的轰炸机从大约1000米的北方飞来，飞向科瓦尔斯卡(Kovarska)，然后消失在那里，噪音变得更加强烈。

伴随着火炮的轰鸣声，还有战斗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这些战斗机几乎是从高空垂直俯冲而下，以躲避目标的防御火力。一个相当可怕的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所有武器射击的子弹都是我们家周围草地上涌现出大量泥土的原因....”

罗尔夫-费林格豪尔目击的很可能是“ 祝你健康”号的最后时刻，只有4名机组人员逃离飞机-导航员索登、副驾驶曼尼罗、投弹手明顿和尾部机 *** 肯尼。

肯尼已经无法回忆起离开飞机的情景，因为他在飞机上就已经失去了知觉，直到在地面上才醒过来：'由于氧气系统失灵加上肺部受重伤，我失去了意识，不记得我是怎么出来的。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坠入科瓦尔斯卡以北的森林地带前，“祝你健康”号就碎成了几块，散落在方圆一公里多的范围内。机身的主要部分，包括驾驶舱和炸弹舱（仍然装满了为鲁兰准备的炸弹）在撞击时爆炸，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弹坑，直到今天仍然可见。

理查德-鲁克纳格尔：......然后我们看到一架美军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朝科瓦尔斯卡方向飞去，但随后转向附近的斯皮卡克峰。我们在失去它的踪迹后试图找到最终可能降落的地方，这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后来我们向斯皮卡克的方向赶去。首先看到一个支架上撕下来的发动机残骸。主机身落在大约在一公里之外。接下来引入眼帘的场景更是令人无比震惊。

树木之间炸出了一个巨型天坑，在树木的小段上有两名机组人员的尸体，几乎被树木刺了个透心凉，我们为了抬出尸体，还把这些树都砍了。

出乎意料的是该地区没有发现飞机的其他残骸，一定是被炸弹炸了个精光。“

奥维尔C埃弗里特机组，摄于1944年5月

跳伞逃生的那部分机组人员在不远处着陆。导航员索登中尉回忆说：

我在一片森林中降落，被德国士兵带走，和曼尼罗（副驾驶）一起被送上一辆板式卡车。我们被带到了一座大楼，我（和曼尼罗）头上的伤口被缝好。我的主要伤势是在背部，开伞时胸前的带子承受了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导致脊柱几乎分离。

机头机 *** 埃德-明顿在高速坠落时因降落伞打开而导致腰部以下瘫痪。9月13日在霍穆托夫（Chomutov），我看到了担架上的埃德，他也知道自己的伤势非常严重--他的脊柱分离了。”

经过初步审讯，伤势相对较轻的索登中尉被送往位于上乌瑟尔（Oberursel）的德国空军审讯中心，然后被送往空军第1战俘营（Stalag Luft I）。

副驾驶曼尼罗中尉和明顿中士被送入位于比林镇（Bilin，今日捷克比利纳/Bílina）内由贝尔维尤酒店(Hotel Bellevue)改造的战俘医院（Kriegsgefangen Lazaret’ Bilin），二人同住一室。明顿后于1945年3月20日在此伤重不治。

在坠机事故中丧生的机组人员被埋葬在科瓦尔斯卡和切尔尼波托克的当地墓地，直到1945年至1947年被挖掘出来。

在全部九名机组成员中，只有三名成员结局圆满。尤其是机尾机 *** 威廉-肯尼中士。他在Fw 190的攻击中受了重伤，胸部被弹片击伤，飞行服被点燃，左上臂被严重烧伤。弹片几乎扎中心脏，在当时战火纷飞条件下的德国，不可能将其取出。他能活下来都得归功于监狱医院的法国医生的细心照顾。

回国后在美国医生会诊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伤口离他的心脏太近，所以无法手术。他只剩下几个月，也许最多一两年的生命。有人强烈建议他不要结婚或生孩子，但威廉-肯尼拒绝放弃。

他在1946年结婚，生了六个孩子。直到1963年2月伤势发作辞世。此时距离这场战斗已经过去了19年，虽然1944年9月11日空战的逝世者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但肯尼活得比当初医生预测的要长得多。

他的大儿子约翰肯尼在2013年回忆道:

“我父亲从来没有真正谈论过战争。他是我们生活的好榜样——性格随和，从不为琐事困扰。在我14岁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的从军经历。

当时我们在学校学到了有关战争的知识，我回家问他。于是他坐下来把这段往事告诉了我，坦率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

机尾机 *** 威廉肯尼参谋军士

1944年9月11日的这场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德国空军损失了20架“攻城槌”战机，12名飞行员战死，美军方面被击落了14架B-17。再加上Bf 109和其他机型，双方共有50多架飞机被击落。且大多数都坠落在捷克和德国交接厄尔山脉（ Erzgebirge）中一个很小的区域内。

同日空战中的第2突击大队第7中队的“黄色1号”机，序列号681343，驾驶员卡尔克莱曼上等兵（Karl Kleeman），他在脱离战场时被美军P-51咬住击落在韦尔措(Welzow)镇医院附近的空地上，成为当日战死的12名“攻城槌”飞行员之一

左边的“黄色6号”机（序列号681337）被轰炸机机枪击伤，，驾驶员海因里希霍尔纳中士在试图迫降在德国开姆尼茨（Chemnitz）时机毁人亡。

最上方的B-17G，机身编号XR-D，序列号42-97806，昵称“今日与往昔”（Now An´ Then），隶属于第349轰炸机中队，机长查尔斯E巴克尔中尉（ Charles E. Baker），该机在遭到攻击后不久就凌空爆炸，坠落到了科瓦斯卡附近村落，包括机长在内的6名机组人员丧生，3名幸存者被俘。

右边的这架机身编号XR-O，序列号43-38161，昵称“翁布瑞-阿戈（Oombree Ago）,机长雷蒙德R海罗尼默斯中尉，该机虽也被重创，但海罗尼默斯奋力将座机开回法国前线后方迫降，除1人被俘外全员返回。

而最左边的这架就是本文主角之一“祝你健康”号

战后，”祝你健康“号的坠机地点基本上被遗忘了，偶尔有较大的碎片被林业工人发现（更大的一块在1944年9月被运走），均统一交给原材料收集中心，换取资金补贴当地的旅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坠机残骸的一些关键部位才被发掘出来，与其他藏品一道精心陈列在纪念此战的“1944年9月11日厄尔士山区空战博物馆”（Museum of air Battle over the Ore Mountains on Setember 11th, 1944）中

在1944年9月11日的这场血战中，美德双方有大量飞机被击落，该镇及其周围到处都是坠毁的飞机和残骸，直到今天仍不时被发掘出来。为了纪念这段往事，当地社区在1995/96年创立了“厄尔山空战博物馆”。18个月后的1997年9月13日向公众开发。

在这些遗物残骸中，最瞩目的是一块带有机头涂鸦的机窗框架（正好是导航员沃伦-索登的位置），此物件成为锁定该机身份的重要证据。

“祝你健康”号的残骸，右上角即为带机头涂鸦的碎片（可见“YER”字样）

2014年9月13日空战70周年之际，投弹手爱德华明顿中士的侄孙罗伯特麦克布赖德到访了当年坠机的地点和他伯祖父当年伤重去世的酒店遗址。

到访坠机地点的罗伯特麦克布赖德

发生在德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赫伯特克隆德、第4联队突击大队大队长汉斯-君特冯科纳茨基中校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埃弗里特中尉的9名机组人员身上的故事只是1944年9月11日厄尔山空战中的一个碎片，而模型封绘上的这副场景就是这块碎片的小小倒影。

也许模友们在欣赏这副彩绘或 *** 该板件的时候，能也会想到画中的男人和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