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律师职业为生，却因顶撞亨利七世而被政治迫害，离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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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翰·莫尔的要求，莫尔于1494年回到伦敦，花了接近八年时间专门学习法律，为成为一名律师做准备。
从1502年到1509年，莫尔一直以律师职业为生，这段时间里他还在弗尼瓦尔法律学校任教了四年。
律师职业是莫尔接触政治的重要渠道，长期从事律师职业为莫尔带来崇高威望，因此他在1504年被选为下院议员。
根据罗珀的记载，1504年，亨利七世为筹办子女的婚姻向议会索要一笔封建性的巨额补助金。
几乎整个下院都支持国王的要求，只有莫尔义正言辞地对亨利的无理要求予以否决，使得国王勃然大怒，莫尔的仕途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莫尔曾在1508年前往欧洲，罗珀认为这是因为受到了国王的迫害而离开英国。
但这一事件除了罗珀的记载再无其他佐证，其真实性受到了后世学者的怀疑，他们认为莫尔因为顶撞亨利七世而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莫尔在王宫里有一些势力很大的靠山，如国王的枢密官T.雷特哥尔、太后的神甫R.费希尔等。”
从中也可发现莫尔仕途顺利，深得权贵器重。
1510年，莫尔出任伦敦 *** 行政官，这是莫尔之一次担任国内行政职务。
莫尔最初引起亨利八世和沃尔西的关注是在1514年，教皇货船扣押事件使莫尔脱颖而出。
当年春天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非法扣押了教皇的货船，船上装着价值12000达克特（ducat）的明矾。
教皇利奥十世派人游说亨利八世和沃尔西，要求归还货船。
后来在大法官沃哈姆的主持下开庭审理，莫尔担任教皇代表的咨询顾问，并且被允许出庭辩护，莫尔的有力辩护使法官们偏向教皇一方，最终判决布兰登无条件放行货船。
这一事件使莫尔进入沃尔西的视线，并很快得到重用。
1515年沃尔西被任命为大法官，他随即选派莫尔作为 *** 商业代表出访布鲁日，1517年又让莫尔出访加来。
1518年，莫尔进入咨议会（King'scouncil），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莫尔接近亨利八世的开始，标志着他正式为王室服务。
但盖伊提出莫尔从进入下院开始就已经在为这个王国服务，再到后来出任伦敦 *** 行政官、 *** 商业代表，整个过程都是一脉相承的。
也就是说莫尔开启政治生涯、接近亨利的过程是逐渐完成的，而不是突然的转折。
这关系到另一个问题的讨论，莫尔是否主动投身政治？按照托马斯·斯泰普尔顿的观点，莫尔厌恶政治，他认为“驾驭政治的是邪恶与诱惑，而不是虔诚与美德”，因此对其避而远之。
莫尔最终之所以参与政治活动，依照伊拉斯谟的说法，那是因为国王的好意让他盛情难却，他是被“强行拖入”宫廷的。
但G.R埃尔顿认为，斯泰普尔顿关于莫尔厌恶政治的记载纯属虚构，实际上莫尔是受了功名利禄的诱惑才去参与政治活动的。
埃尔顿在查阅了档案文献后发现，莫尔在得到高额年薪的保证之后才真正为王室服务，并且敦促财政官员在短期内对其百磅年薪的请求作出批复，在埃尔顿眼里，莫尔只是一个醉心于世俗政治利益的政客。
事实上，莫尔作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身处于刚刚建立的民族国家中，他一直热心于国家政治事务，并寻求机会为之服务。
正如乔纳森·沃尔夫森所言，“那个时代英国优秀的思想家都愿意学以致用，‘治愈’国家与国民的病痛。”进入咨议会后，莫尔平步青云，层层高升。
1520年，莫尔再次出使布鲁日，代表亨利八世与汉萨同盟谈判。
一年后莫尔出任副财政大臣，并且被授予爵士头衔。
1523年，莫尔被选为下院发言人，他首先请求亨利八世另寻高明，被亨利拒绝后只好接受这个职位。
然后他又向亨利提出了另一项请求——下院的言论自由，即任何人不得因为自己的言论获罪，议员们可以消除顾虑、畅所欲言，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国王和王国的利益。
1525年，莫尔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四年后出任英国大法官。
至此，莫尔拥有了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地位，但危险也随之而来。
在宗教改革问题上与亨利八世的分歧使莫尔日益被动，因此莫尔在1532年辞去大法官一职。
由于未能按照亨利的要求宣誓承认《继承法案》和《至尊法案》，莫尔于1534年被关进伦敦塔，次年处死。
文艺复兴时期涌现许多类似于“廷臣准则”类的作品，如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但莫尔的作品和思想一般不被归入此类。
但事实上，莫尔的政治作品不在少数，只不过是以间接的、艺术化的笔法加以表达。
莫尔一生热衷学术、著述丰富，目前他的全部作品内容都被包含在了耶鲁版15卷本全集中。
除了书信集以外莫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三种，首先是人文类，如《国王理查三世史》、《乌托邦》和诗歌；其次是与新教理论家之间的论战类作品，如《答路德》；最后是沉思感悟类著作，如《安慰的对话》。
莫尔虽然是一名政治家，心系国家、关心政治，但他很少写专门论述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的著作，除了《乌托邦》和政治讽刺诗以外，其他作品都不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
即使是《乌托邦》，也是以故事性的人物对话形式铺展开的，莫尔借助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向世人介绍了乌托邦这一神奇国度的制度建设和风土人情，其中蕴含着莫尔自身的政治思想倾向。
除了纯粹的宗教类作品外，莫尔的其余著作都有着很强的文学属性，如《国王理查三世史》在英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一度被怀疑不是严肃的史书，而是基于文学想象的作品。
这部基本符合史实的政治史作是莫尔为当时的国王和廷臣写的一部政治指南，主要传达了莫尔对政治行为准则的理解。
莫尔的诗歌也是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重要渠道，尤其是拉丁文讽刺诗，他通过这些政治预言来反映当时的现实政治。
莫尔时刻关注着现实，即使是在监狱中冥思以求解脱、赎罪之时，他的作品仍然没有脱离对现实宗教、政治事务的思考，如在狱中所作的《安慰的对话》和《基督受难》等精神体悟类作品也是以神学思考为形式来讽喻和劝谏现实的政治与宗教。
“人文主义”是19世纪的概念，之前并不存在，15、16世纪时期只有“人文学科”一词，拉丁语为Humanitas，意为全面教育或人文学科的教育，16世纪人们把讲授人文学科、爱好古典学问的学者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s）。
人文学科起源于古希腊，中世纪时期演变为“七艺”，分别为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天文、几何、音乐。
到了16世纪，人文学科的相关课程不但是欧洲精英学者和教士团体的必修课，还成为了 *** 工作人员的必备知识基础。
莫尔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学者式政治家，在为官从政的同时又深谙人文学科的学问与知识，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情有独钟。
莫尔把人文主义学者风度与政治家职业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在莫尔的廷臣思想与实践中都有所表现。
在莫尔的政治理念中，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必须接受过人文学科方面的训练，尤其是古典文化的熏陶。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还是为之服务的廷臣，人文主义的思想理念都将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生涯。
在莫尔看来，作为廷臣，人文学科知识是一项必备的技艺。
莫尔自身就是这样去践行的，在从事律师职业之前，莫尔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研习古希腊罗马的知识与文化。
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莫尔也表达过这种人文主义的廷臣理念。
《乌托邦》没有开辟专门的章节探讨那个时代的廷臣标准，但《乌托邦》之一部中有很大篇幅是关于莫尔和彼得·加尔斯劝说拉斐尔·希斯拉德从政，建议他成为一名廷臣，为国王效力。
这段对话是莫尔借希斯拉德之口表达对世俗政治的谨慎态度，但其中涉及到了廷臣与人文学科知识的的关系。
莫尔认为，希斯拉德游历四方、见闻广博，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又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腊语功底比拉丁语更为深厚，并且他还对古罗马哲学颇有研究，因而他是廷臣的不二人选。
在莫尔看来，希斯拉德通晓古代的文化知识和语言，因此具备了成为一名廷臣的基本条件。
当希斯拉德对入仕为官表示拒绝时，莫尔举出了《理想国》中“哲学王”的例子，只有国王学习哲学或者哲学家担任国王，国家才能真正的繁荣富强，如果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不向更高统治者进言献计，国家就难以健康发展。
莫尔在这里再次强调了充分掌握人文学科知识的廷臣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掌握丰富人文学科知识的哲人国王与哲人廷臣是莫尔一直以来所希望遇到的，古典学问尤其是古希腊语对于政治家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优秀的政治家也会相当看重古典语言与文化。
1518年，牛津大学里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学者与研究经院哲学的学者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针对经院哲学对人文学科的冲击，莫尔给牛津大学所有学者写了一封 *** ，保卫希腊语和古典文化知识。
信的最后，莫尔举出两个人物实例来论证语言的学习与人文学科的重要作用，他们分别是亨利八世和沃尔西。
莫尔论述道，亨利是一位接受过全面人文学科教育的君主，因而他比之前的所有国王拥有更多的知识、学问和更敏锐的判断力，他竭尽全力的发展人文学科，并且绝不允许它的失败。
其次是红衣主教、后来的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莫尔说，沃尔西是一位学术赞助人，这位政治家本身也是一名学者，他的权威和学识都是来自人文学科，所以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对人文学科进行造谣和中伤。
在莫尔为人文学科正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莫尔十分看重人文学科知识对政治家能力的培养作用，即使是手握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不能忽视人文学科的学习，那么作为国家官僚系统主体的廷臣更应该重视人文学科知识。
除了沃尔西以外，莫尔作品中还有一个人物能证明莫尔对学者式廷臣的欣赏，他就是莫尔的老师约翰·莫顿。
莫顿是当时英国的著名政治家，也是一名人文主义学者，他对莫尔影响巨大。
莫尔在《乌托邦》中通过希斯拉德之口表达了对莫顿的评价，“他谈吐不凡、博闻强识，尤其擅长法律，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学识使他的天赋更为完美……英王对他言听计从，实乃国之栋梁……”莫尔在高度评价莫顿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不忘提及一下他的广博学识，并且强调了这种人文学识与其政治能力的联系。
莫尔把人文学科素养的培养与锻炼身体结合了起来，就像运动可以强健人的体魄，学习人文学科能够使人的思维更为敏捷、活跃，从而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廷臣而言尤为重要。
健全的心智、敏捷的思维在廷臣的政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莫尔看来，“没有什么学科能像诗歌、演说和历史那样有助于提高人的实践技能”。
以诗歌为例，“虽然很多人认为诗歌只是华丽的词句而已，但是它们能提升人的判断力，并且使人拥有一技之长。
如果不学习诗歌，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会事倍功半……在我看来，诗歌就像是母亲般的智慧啊。”
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日常生活的种种经验，启迪着智慧，这种智慧是对人类现实处境的感知与思考。
莫尔认为人文学科知识对于政治家判断力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有助于他们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当人们做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对现实与理念的辩证衡量，这就需要能够更大程度上克服偏见。
具备了人文学科素养，廷臣的判断就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这样就可以摆脱个人欲望的干扰，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更符合时势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