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修水库时发现永琪墓穴，墓室挖开后，百年前的传言被证实
密云墓地背后的政治意图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山阴书圣王右军就在他名垂千古的《兰亭集序》中表明：死生亦大矣。
的确，尽管各个流派对待死亡的态度各不相同——若儒学正统孔学指出“子不语怪力乱神”，同时要求君子“敬鬼神而远之”，强调对生的感知 “未知生，焉知死”。
而道家大统则超然世俗之外，认为“生死皆随顺”，对生死早已经看淡，认为死亡是至美大归，甚至于妻死还能“慨然而歌”。
无论观念如何殊途，却都愿意以生命来作为最重的承诺，以死为重的承诺诸如“舍生取义”，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
可见，死，不论贵贱、不论高低、不论圣贤、不论众人，都是极其重要的。那么，墓地能代表什么呢？
密云墓地的现世
我们的先贤们对待死亡的不可谓不用其极，在以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死”就不是能随随便便能说的。
不同阶级的人死去，都需要使用对“死”的特定阶层称呼，成书于汉代的《礼记》中明确记载了儒家正统的典章制度。
在“死”的称呼上“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帝王、皇太后死了可以叫“崩”，皇亲、诸王、公、侯、伯死了称为“薨”。
“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也就是说如+果朝廷有同事死了，若前去吊唁，在哭丧之前要先确定这位同僚到底是“卒”了还是“不禄”了，否则会被当做对死去人的不尊重。
”庶人曰死”，在封建社会特指无官无爵的百姓，放到现在来看，就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死了都称呼为死了。
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在漫漫长河中，各大阶层对死的态度愈发严格，对待称呼都如此谨慎，那对待长眠之地的选择更可谓是“穷兵黩武”了。
我们首位开国君主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在西安骊山建成规制极大的秦始皇陵，陵园总面积超56平方公里；西汉以位于陕西咸阳的武帝茂陵为例，占地面积超50平方公里，耗时53年，二位不愧为“秦皇汉武”。
至唐，帝陵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有“关中十八唐帝陵”盛景，唐代帝陵依山而建，封土起陵。
其中以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最为盛大，昭陵占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陪葬墓超180座，至今依旧能从中窥见盛唐的宫室制度与大唐的宏丽盛景，后经宋“七帝八陵”、“明十三陵”，至清太祖制定“外城内郭”可见一斑。
1958年，北京为改善居民用水条件对密云水库进行重新修建时，便发现了一座清朝规格极高的墓葬，经过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乾隆的传位人选的传言似乎重新给出了定义。
这是乾隆第五子永琪的墓穴，他的墓穴规制极高，首先墓地风水极佳坐南朝北，面临月光河；其次占地面积达360亩，超越了大部分皇子墓穴。
再次，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墓穴，在永琪的墓葬旁是乾隆长子永璜和三阿哥永璋；除此以外，墓穴出土了大量精致的陪葬品甚至包括乾隆帝亲笔所书“荣”字陪葬品，大皇子永璜、三皇子永璋、“荣亲王”。
请记住这些关键词，在接下来的解析中，我们将围绕他们证明这个地宫就是一个准太子规格的地宫，她不愧后世称之为“密云太子墓”。
清朝的夺权文化
清朝对待皇位之争的整体文化氛围是这样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随着木兰秋围“不法祖德、不尊上训”的皇太子胤礽被废除太子之位，九子夺嫡的政治风暴开始席卷骨血相连的兄弟们。
清入关统一中国后，清统治阶级在生育问题上将“能生多生”发扬光大，生孩子的速度让只有独子的不少帝王眼红。
在皇室，“多生优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康熙的九个天选之子参与了这场军事政变， *** 更先提前退出比赛，三爷党式微，四爷党在残酷的竞争中以少胜多战胜了八爷党，并在即位后毫不犹豫地清算了他的兄弟们。
雍正帝虽然在夺嫡之战中胜出并留给了乾隆帝一个顺理成章的皇位，却并没有赢得他的儿子在执政理念上的一致性，乾隆登基为帝后，对他老爹雍正帝严苛的执政风格非常不认可。
在他看来，苛政猛于虎，而勤政爱民的爷爷康熙才是他心里真正的偶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主要原因大抵是获得政权的手段不同，雍正在极其凶险的环境下夺取皇位和天经地义地继承皇位的皇帝思想肯定是不一样的。
雍正上位后，面对政治内部，是随时担心有反对者将他从帝位上赶下去；面对社会面，希望在短期内实现快速的新政效果，所以行事风格相对偏激。
乾隆帝坐享康熙与雍正为他打造的雄厚家底，进可承乾隆风格励精图治，退可选康熙走向勤政爱民，基于谁都想在史官笔下是青史留名的美誉加身。
乾隆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爷爷康熙的道路，从严苛到宽大，一时间乾隆的名声风头无两，虽然经过时间的磨砺，让他在当政期间纵容了巨贪和珅。
后期又大兴文字狱，但也未能影响“康乾盛世”作为最后一个盛世为封建制度划上句号。
我相信虽然乾隆从政的十几年后，他开始逐渐明白老爹雍正严苛政策的苦心，却却至死没有改变爷爷康熙才是偶像这个信念。
以至他直到身死都要求与爷爷康熙同葬于清东陵，爱屋及乌，他甚至开始担心后来的皇帝都上行下效跟着自己去了清东陵而导致雍正所在的清西陵门庭冷落，开始煞费苦心。
不难看出，墓地的选择真的对统治阶层十分重要，当然这件事推动了乾隆深刻领悟汉学经典《周礼》的“昭穆相间”制度（即祖孙始终在同一列，而父子不在同一列），并要求后面执行。
但众所周知的是当了皇帝以后，手握大权的皇帝们执行力度如何，已经崩了的皇帝是几乎控制不住的。
乾隆帝的立储意图
雍正为了维护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开启了“密诏传位”制度。
一方面证明清朝的传位文化非常隐秘，一方面又反映出清朝夺权文化的发达程度。所以在乾隆连着死了两个太子，再回头看着自己大大小小的适龄儿子时，一时竟也拿不出主义让谁来继承这个孤家寡人的角色。
细数乾隆的生子能力，确实叫人叹为观止，乾隆一生共育17个儿子，其中6位幼殇，即3岁或之前就死了，当然也就还来不及在行为表现上有什么表现。
永琏生于1730年（雍正八年），8岁早夭，是乾隆的第二个儿子，生母为孝纯贤皇后富察（当时还是嫡福晋），永琏聪慧贵重，气宇非凡，深受雍正和乾隆的喜欢，立储立嫡。
永琏生下来就是作为皇帝的接班人来培养的，“琏”字是雍正帝所赐，意为琏瑚之器，继承皇位名正言顺，虽未行册封礼仪，但确确实实是按照皇太子的礼仪来培养的，他早夭后被封为“端慧皇太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个小皇子永琮，他也是孝纯贤皇后富察的小儿子，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比他的亲哥哥小16岁，不幸地是这位小皇子不足2岁便夭折了，这对帝后的打击巨大，皇后也在1948年随之去世。
孝贤纯皇后不知道的是，她的去世直接影响了两个皇子的前程，他们便是上面在永琪墓地出现过的皇长子永璜和三皇子永璋。
在当时，他们或许都被考虑过继承皇位。太子接连去世后，皇长子永璜是最适龄的人选，但他不太聪慧，性格有些木讷，而三皇子永璋也在考虑范围内，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孝贤纯皇后死时，他不过十岁出头。
但由于他二人表现地没有很悲伤，直接被皇帝排除为太子之选，乾隆觉得自己十二岁就已经对康熙帝的驾崩心痛交加，而照常工作的永璜和十多岁的永璋一看就是“不孝之人”，那“岂可继承大统”？
永璋也是乾隆的三位在成年后早逝的儿子之一。
乾隆当时应该很苦恼，最心仪的太子过世后，环顾四周却并没有一个更爱，更大的皇四子永珹九岁，五阿哥永琪7岁，六阿哥永瑢5岁，皇八子永璇不足两岁，看起来老四、老五和老六都可立为太子，反正自己还年轻，不如转而在制造皇位继承人的工作上继续兢兢业业吧。
果然，乾隆不负众望地又生了9个，立不了嫡，就只能立长，如果他的儿子们知道自己的老父亲福寿绵长能一口气在位六十年，甚至在儿子即位后都还执掌朝政，肯定不会争先恐后地先出生了。
很难想象，皇子们争了多年争到老年，皇位却成为十五阿哥的囊中之物。
乾隆与永琪的关系浅析
那在选取接班人的问题上，乾隆到底考虑过五阿哥永琪吗？答案是肯定的。
永琪排名老五，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 母亲为珂里叶特氏，即海贵人愉妃，五阿哥的外公为员外郎，为从五品官员，在朝堂上几乎只是作为辅助部门的存在。
这样的身世，对五阿哥而言，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得到皇帝过多的青眼，但永琪非常聪慧。
《清史稿》记载永琪“少习骑射”，虽然骑马射箭对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族人来说是理所应当之事。
但过惯了皇宫锦衣玉食的生活，战斗力下降是必然的，而这位五皇子却不改初心；“娴国语”，重点是，这位皇子不仅体育功夫了得，对老家的满语、蒙语和官方普通话汉语也技能点满。
可以说是完全凭借自己努力，习得文、武双全，才博得“上钟爱之”的评价。这种钟爱的直接体现是乾隆对他婚事的认定。
在孝贤纯皇后过世后9年，永琪16岁（1757年）之时，乾隆帝为五阿哥指婚，嫡福晋对象是鄂尔泰的嫡出孙女西林觉罗氏，要知道，鄂尔泰可是雍正的总理事务大臣，兼大学士、军机大臣、议政大臣，是赐了号的伯爵，还是太傅，他的嫡孙女西林觉罗氏嫁给永琪，永琪无疑拥有了强大的外戚力量。
此外，西林觉罗氏的父亲鄂弼是四川总督，同时拥有四川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
侧福晋索绰罗氏的来头也不小，为左都御史观保的女儿，为正二品官员，是督察员的主管，在朝堂上可以弹劾功臣皇子，对外可为各省市提督提意见。
他的女儿同时作为侧福晋嫁给五阿哥永琪，着实让不少朝政官员重新去揣摩乾隆帝的立储规划了，这一揣测一直延续到今天，依旧甚嚣尘上。
永琪在当时可以说完全没有辜负父亲的器重，甚至在生死关头毅然选择了亲情，如果换到其他朝代，可能皇子们都已经磨刀霍霍准备政治斗争了，定天下大事，有点牺牲不是很正常吗？
但永琪的选择令人感动，事件发生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十五日，圆明园失火，九州清晏殿走水，52岁的乾隆被困，其他皇子、宫人无一人敢靠近，五阿哥永琪极具英雄主义地将父亲从火场里背出。
这种极富影视效果的名场面的诞生首先要求做好冲进火场必死的心里建设，其次，对武力值的要求也十分高超。
永琪从小到大的文化修养和过硬的骑射功夫让他成为了这场火场里的主角，从此更深地烙印在乾隆帝心里，乾隆一方面生气别的皇子无动于衷不敢救他，另一方面对永琪的善良宽厚深感于心，在后来的日子里圣意日隆，并封五阿哥永琪为“和硕荣亲王”。
在清朝，亲王不是想封就能封的，清军入关前，独自占领一旗或以上的称贝勒，皇太极称帝后，定亲王、君王、贝勒、贝子，而晋封的唯一标准是军功。
至康乾和平发展期间，由于征战机会锐减，皇子分封主要看的是出身、工作年限及讨领导欢心的程度，圣心和制衡成为主要分封因素。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乾隆在封王后的四个月，又亲封永琪为“和硕荣亲王”，一时间，风头无两。
“荣”字的意义也十分非凡，顺治年间，顺治帝与宠妃董鄂妃所出皇四子，虽非嫡出，却被偏爱称“长子”，皇四子早夭后，顺治帝追封其为“荣亲王”。
可见，在赐封之时，乾隆帝对永琪的态度是偏爱的，这其中也蕴藏着传位于他的政治意图。
不幸地是，在封亲王第二年，永琪因患附骨疮，在第二年（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便不愈而亡，乾隆悲痛万分，将永琪葬于密云墓，派部队驻扎不许人靠近叨扰，故而密云墓在被发现时的完整性可见一斑。
逝者已矣，真正的死亡是遗忘，但我们始终相信，乾隆一生都未曾忘却过这个聪慧过人的五皇子，直到二十七年后，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拜谒，依旧能够从史料中看到乾隆对这位儿子的扼腕与怀念，谁说自古无情帝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