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风行海内”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
试论“风行海内”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就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成为诗人们的写作题材。
唐诗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唐诗代表着一种高度，作为一般读者，没有必要、也可能没有精力和能力把《全唐诗》全部读完、读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所以，我们只取我们需要的精华部分就可以受益匪浅了。于是，唐诗的各种选本就应运而生了。
梁萧统之前，曾出现过许多文学选集，可惜自杜预《善文》以下各种选本均已失传，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选本”的是以萧统所编《文选》一书为开始的。所谓选本，顾名思义就是经过选择的（或被选择的）文本。从文学角度而言，选本是指选择者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的作品集。以种类说，有赋选、诗选、词选、曲选；以时代论，有通代之选、断代之选、当代之选。若以断代为限，从数量的多寡、选目的丰富、影响的深广来说，当以唐诗选本为冠。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高峰，后世的唐诗选家们别出心裁，各创体例，编选出了一大批的唐诗选本。他们有从宣扬自己的诗歌观点出发而编选唐诗的，如李攀龙的《唐诗选》；有的是为当时的科举考试服务的，如纪昀的《唐人试律说》；有从内容题材出发的，如汪琼的《李杜五律辨注》；有从练书法、习绘画角度出发的，如黄凤池的《唐诗画谱》；有专从姓氏出发，专选唐人同姓之诗的，如刘云份的《全唐刘氏诗》；甚至还有从怡养性情、安度晚年的需要而加编选的，如马思赞的《唐诗闲》……
在唐诗选本中，有一个选本叫做《千家诗》。《千家诗》是一个唐、宋诗人的绝句和律诗选本，大体上以春夏秋冬分类（其中有少数诗的编排并不符合春夏秋冬的特点），迥异于其他选本。最早的《千家诗》是由南宋刘克庄编写的。后来流传的《千家诗》二卷本，大多是南宋谢枋得选注的。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千家诗》则是由清代王相增补修订的。《千家诗》共收录了125位作者的220多篇作品。由于其选的诗内容上基本健康，有不少脍炙人口而他本又未收入的好诗；大多少作品都富于生活情趣，易于朗诵和记忆，所以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上的儿童一上学，就学习《千家诗》，因为它容易背诵，所以一直流传不衰。但它选诗太随便，好坏不分，而且只有五、七言律诗和绝句两种体裁，唐、宋人的诗混编在一块儿，体例没有个标准，所以到了乾隆二十八年春，一位名叫孙洙的人就与他的继室夫人徐兰英相互商榷，开始着手编选一个新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
孙洙，字临西，一字芩西，号蘅塘，晚号退士，祖籍安徽休宁县，清康熙五十年生于无锡。早年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乾隆九年(1744年)中举，乾隆十一年出任江苏上元(今江宁)县学教谕。乾隆十六年中进士，以后历任顺天府大成县知县、直隶卢龙县知县、山东邹平县知县、江宁府学教授等职。在任知县期间，深入民间访问疾苦，视百姓如家人父子；断案时，还没有笞责，他已先落泪，令人感悟。为了预防灾变，他还捐私银兴修水利，以保农业丰收。每当卸任之时，百姓攀辕哭泣，为他送行。直至告老还乡，仍两袖清风，囊橐萧然。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有感于《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家塾课本。乾隆二十九年以“蘅塘退士”署名的《唐诗三百首》终告完成。该书选入75位唐代诗人及2位无名氏的诗作共310首，刻印时又补入了杜甫的《咏怀古迹》3首。
唐诗选本“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语）的，当推乾隆二十九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试三百首》。《唐试三百首》刊行后，不断得到翻刻、印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是其他唐诗选本望尘莫及的。孙洙既不是名诗人、名选家，也不是著名的诗论家，为什么《唐诗三百首》成为家传户诵的书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孙洙不是只崇尚、推重某种风格的诗人的作品，也不是为评价唐诗的发展流变而选唐诗，更不是为了标举某种艺术观来选唐诗，他是为“世俗儿童就学”而编“家塾课本”才选唐诗的。目的既不相同，又没有固定的成见，这样就能选入不同风格流派诗人的作品，和其他唐诗选本相比较，显得丰富多彩。就作者来说，有七十七人，从皇帝到僧侣、歌女、无名氏都有，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次，所选的作品大都明白易解，又多是脍炙人口之作，这就易于为群众接受，引起他们阅读、欣赏的兴趣。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李白的《月下独酌》，杜甫的《望月》，王维的《终南山》，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秦淮河》，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等，都是几千年来人们众 *** 誉的佳作。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人们“吟咏欣赏，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
再次，古今诗体兼收，诗体比较完备。孙洙鉴于《千家诗》“止五、七律、绝二体”，“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做，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孙洙原序）。其中孙洙承袭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观点，另立“乐府”一项，也与唐诗其他诸家选本有所不同。当然，孙洙没有选五、七言排律，似乎是美中不足。不过，作为“家塾课本”的《唐诗三百首》，不选排律，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短处。就各体诗所选的数量来看，比较适中，反映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体诗的发展情况。《唐诗三百首》各卷的划分情况如下：卷一为五古，选韦应物七首，杜甫、王维各五首，孟浩然、李白各三首，柳宗元二首，张九龄、王昌龄、邱为、綦毋潜、常建、岑参、元结各一首；另付五言乐府七首：李白三首，王昌龄、孟郊各二首；卷二、卷三为七古，李颀、杜甫各五首，李白、韩愈各四首，岑参三首，白居易二首，陈子昂、孟浩然、元结、李商隐各一首；卷四为七言乐府，李白五首，杜甫四首，王维三首，高适、李颀各一首；卷五为五言律诗，杜甫十首，王维、孟浩然各九首，李白、刘长卿、李商隐各五首，司空曙三首，钱起、韦应物、许浑、马戴、崔涂各二首，唐玄宗、张九龄、王勃、骆宾王、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王湾、常建、岑参、韩翃、刘脊虚、戴叔伦、卢纶、李益、刘禹锡、张籍、白居易、杜牧、张乔、杜荀鹤、韦庄、皎然各一首；卷六为七言律诗，杜甫十首，李商隐八首，王维、刘长期、元稹各三首，崔颢、温庭筠各二首，祖咏、崔曙、李颀、李白、高适、岑参、钱起、韦应物、韩翃、皇甫冉、卢纶、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薛逢、秦韬玉各一首，沈佺期《独不见》作为乐府附后；卷七为五言绝句，王维五首，刘长卿三首，孟浩然、李白各二首，裴迪、祖咏、杜甫、王之涣、李端、王建、权德與、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张祜、李商隐、贾岛、李频、金昌绪、西鄙人各一首，另外，崔颢的《长干行》二首，李白的《玉阶怨》、卢纶的《塞下曲》、李益的《江南曲》均作为乐府附后；卷八为七言绝句，杜牧八首，李商隐七首，王昌龄、张祜各三首，李白、刘方平、刘禹锡、朱庆馀各二首，贺知章、张旭、王维、王翰、岑参、杜甫、韦应物、张继、韩翃、柳中庸、顾况、李益、白居易、温庭筠、郑畋、韩偓、韦庄、陈陶、张泌、无名氏各一首，而王维的《渭城曲》、《秋夜曲》，王昌龄的《长信怨》、《出塞》，李白的《清平调》三首，王之涣的《出塞》，杜秋娘的《金缕衣》则均作为乐府附后。其中，五言律诗比七言律诗多，七言绝句比五言绝句多，其实这也并不是孙洙的个人偏好，而是从唐诗各体诗发展的情况着眼的。
第四，题材较为广泛、匀称，没有单调琐屑的弊端。入选的诗篇中，有的反映时代动乱，人民贫困，如元结的《贼退示官吏》；有的抒发怀才见弃，抱负不能施展的愤懑，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有的抒写不愿同流合污，坚持高尚操守的情怀，如杜甫的《佳人》；有的描写悠游山林，欣赏自然美景，如韦应物的《东郊》；有的是反映征戍士卒之苦和描绘边塞风光，如王昌龄的《塞上曲》；有的是感时伤怀，慨叹飘零，如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有的是表现羁留异地，深切怀乡，如韦应物的《夕次盱眙县》；有的是描写宫怨、闺愁，如李白的《玉阶怨》；有的是题画和描写音乐，如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等。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洞悉当时唐代的部分社会生活。
第五，入选的诗人主要是大家、名家，和一些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这样，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同时并不是特别推重盛唐而忽视初唐、中唐、晚唐。在七十七个作者中，初唐八人，盛唐、中唐、晚唐各二十多人。入选诗篇比较多的有盛唐时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中唐时的韦应物、刘长卿；晚唐时的杜牧、李商隐；初唐时在诗歌发展上有过贡献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等的作品也选入在内。盛唐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选入八首，以七言歌行见长，“发调既新，修辞亦秀”的李颀选入六首。其他象张九龄、贺知章、高适、崔颢、岑参、祖咏、张旭等，都有代表作选入。中唐时的诗人除韦应物、刘长卿外，其他诗人入选的诗虽然不多，但面比较宽，为人们所传诵的名作大致都有入选。晚唐初“小李杜”而外，象许浑、马戴、温庭筠、韦庄、杜荀鹤等名家也都有作品选入。这是其他偏于一隅的唐诗选本所望尘莫及的。
第六，入选诗篇教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诗味。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必须有鲜明的形象，强烈的 *** ，优美的意境，浓郁的诗味，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在孙洙选编《唐诗三百首》之时，正是王渔洋的神韵说、陈德潜的格调说、袁子才的性灵说风靡一时之时，他博采众长，荟萃其美，甄选唐诗。所以，入选的诗篇，既有比兴言志，情致婉转的佳作，如张九龄的《感遇》；也有想象奇绝，扣人心弦的名篇，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还有描绘边塞奇丽风光，雄伟壮阔的篇章，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还有感情深沉，忧国忧时的名作，如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还有诗中有画，给人美感的诗篇，如王维的《终南山》、《过香积寺》；也还有叙事生动，曲尽其妙的长篇巨制，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更还有深曲隐晦，但有一种朦胧之美的作品，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有众多的好诗，不能一一列举。正由于孙洙在选诗时不局限于某一家的标准，独具慧眼，重艺术、重诗味，因而使《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来拥有广大的读者。
但是，《唐诗三百首》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选本，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局限，有着编选者阶级的局限，所以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几个缺点：如对杜甫、李绅、白居易、张籍、王建、皮日休、杜荀鹤、曹邺等现实主义诗人反映人民疾苦，抨击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作品所选甚少；与此相连，选入了几首宣扬封建妇道的作品，如韦应物的《送杨氏女》，孟郊的《列女操》等；此外，一些奉和应制之作，虽然艺术上有可借鉴之处，但思想内容上很不可取。但这也只能算作白璧微瑕，不能影响《唐诗三百首》整体的成就。
唐诗与宋词、元曲并称，以其题材广泛、丛体兼备、格调高雅，被奉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唐诗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后世的历代的文人都视唐诗为圭臬。从公元7世纪算起，孙季良编纂唐诗选本，至辛亥革命前，一千二百余年间，每二年即有一本唐诗选本问世。而《唐诗三百首》以其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大众的观点、入选诗歌的精美打动着每一位读者，是风行海内、流传最广、影响更大、雅俗共赏、屡印不止的最经典的唐诗选本，成为儿童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范本之一。（徐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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