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周总理审阅出访朝鲜的随行名单，翻到最后忽然想起他

1969年，周总理拿着即将出访朝鲜的随行名单仔细审阅着，翻到最后，忽然抬头问身边工作人员：“怎么少了一个人？老杜呢？”

“他还在新疆。”

“叫他回来，这次摄影还要他来！”

周总理特意点名的“老杜”，就是跟随他16年，陪伴他直到逝世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

杜修贤是贫苦农家出身，小时候给地主家做过长工，生活艰辛还要受地主苛待。

幸运的是，杜修贤的家乡是陕北米脂，离革命圣地延安近。

革命的曙光和红区的进步思想，给了他摆脱厄运的希望。

1940年，杜修贤14岁，顶着烈日光脚走了40里山路，找到绥德县青年干部学校，成为一名勤务兵，正式参加革命。

不久又从绥德县去往延安，在新华书店负责给军区领导们配书送书。

1944年，杜修贤听说书店后身的八路军电影团招学员，马上报名，就这样成为了一代摄影宗师吴印咸的弟子，开启了他“荣也摄影，辱也摄影”的职业生涯。

杜修贤骨子里是个好强、专注、肯吃苦、能钻研的人。

他苦练摄影技巧，从角度、光线等等方面，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技术实践。

他还有个好脑子，反应快，敏锐性强，擅长捕捉别人想不到的新奇角度、精彩瞬间。

这都为他之后的际遇，奠定了基础。

1960年，杜修贤因出色的技术和工作成果，被调入 *** 摄影组，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记者。

开始了他和周总理，长达16年的珍贵缘分。

在周总理身边，他先后随行出访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亚非欧。

他有两个咖啡色的皮箱子，直到离休后依然不舍得整理，里面就是放着和周总理出访时用的设备。

他说：“我跟周总理走了多少地方，它们就跟着我去了多少地方，只要总理出访，我拿起它们就走。”

杜修贤一生对周总理感念至深，不仅因为知遇之恩，更因为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帮助。

作为 *** 摄影记者，高层领导的重要活动、接待外宾、国家庆典等场合自然少不了杜修贤。

一次，他在天安门城楼拍摄毛主席，为抓到更好的摄影角度，拍出伟人最感人的状态，他半个身子悬到栏杆外。

就在这时，周总理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角，对他说：“要镜头不要命了？”

杜修贤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为确保领导的照片及时见报，他往往之一时间抓紧冲洗胶卷，然后送审，等审核通过后再送媒体，常常通宵达旦。

有一回，凌晨两三点，杜修贤正埋头工作，周总理忽然过来了，问他：“你怎么还不休息？”

杜修贤指指桌上的一个小药瓶：“吃这个就不困了。”

周总理摇摇头：“跟我一样，不要多吃，吃多了会上瘾的。”

1966年，杜修贤跟随周总理出访阿尔巴尼亚回来。

刚下飞机，杜修贤就被带走了，抓他的士兵问：“相机里有没有窃听器？”

特殊时期，杜修贤遭到了波及。

1968年，杜修贤更是和几名同事，被下放到新疆一个边防小镇铁列克提。

这期间，周总理也屡次过问：“老杜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工作？”

终于，在1969年，周总理决定重新出访，目标国家选为朝鲜。

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杜修贤得以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杜修贤去 *** 西花厅见周总理。

邓颖超笑着说：“老杜啊，你是我们66年以来在后厅会见的之一个客人。”

杜修贤闻言沉默，他看着三年来明显苍老的周总理，知道这段时期的不易，鼻子有些酸，禁不住哽咽。

后来，杜修贤不仅担任周总理的专职记者，还负责拍摄毛主席的活动。

连毛主席最后的遗容，也是他背着氧气瓶，在没有空气的屋子里拍的。

他一生代表作很多，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一次握手、毛主席和林彪最后一次一起在天安门城楼等等，定格了很多的历史瞬间。

晚年，杜修贤在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中，有人问：“您最喜欢毛主席还是 *** ？”

杜老盯着他说：“我最喜欢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