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难评价的“奸臣”，当时人认为是奸臣，后世评价为千古名相

纵观历史数千年，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朝那样盛产奸臣。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奸臣，宋朝恐怕就占了一半以上。从宋徽宗赵佶君临天下到南宋末年这100多年间，奸臣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以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还有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xie）、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等，这些名字都深深地烙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除了这些臭名昭著的贼人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在当时也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那就是王安石。这让我们大跌眼镜，王安石怎么可能是奸臣呢？在我们后人的眼中，王安石是出了名的千古名相，他的政治才能、道德品质和学识思想都是古代贤相中的佼佼者。

王安石从政35年，始终以兼济天下为准则，对待官场沉浮和仕途去留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荣辱毁誉。他从小就树立了苦读从政、报效国家和黎民百姓的远大志向。除了是影响后世历史的政治家之外，他还是被公认为学界泰斗。

他才思敏捷、过目成诵，涉猎广泛且精通诸科，学识博大精深。他终生恪守崇高的道德节义操守，具有圣贤风范，为官清廉、一尘不染，生活方式简单朴素、淡泊名利、超凡绝俗。总之，王安石作为封建政治家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博大精深的学识思想、独树一帜的道德节操和辅佐帝王的雄才大略，是其他古代任何一名贤相所不能比拟的。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王安石却被称之为“奸臣”。《宋史》中直接把他列为奸臣传里，南宋更是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到王安石身上。这个观点最初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上面记载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后来被元明清时期的官方所承袭并成为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王安石视为奸臣呢？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王安石的变法触动了当时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其次，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用人不当、急于求成等问题，这也给了反对者攻击他的口实。再者，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也对王安石不利，一些文人墨客通过撰写文章、诗歌等形式来抨击王安石及其变法。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苏洵老先生对王安石深恶痛绝、嗤之以鼻。他在《辨奸论》中以山巨源遇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来类比王安石的行为不近人情。他认为王安石不讲个人卫生、蓬头垢面地谈论诗书礼乐是不合常理的表现，并据此推断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虽然苏洵老先生的这种观点有些偏激和片面，但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看法和态度。

除了苏洵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名人也对王安石持有负面评价。比如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就曾经说过：“王安石为人不近人情，若为一平常人尚可，若为宰相则天下必受其害。”这些话都表明了当时社会对王安石的普遍看法和评价。

然而，在我们后人看来，这些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法施行之初确实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新法的优点和成效逐渐显现出来。比如青苗法、募役法等新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这些成果都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失误。比如他用人不当、急于求成等问题都给变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所在。正如苏轼在态度变化中所表明的那样，新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大部分是比较正确的，这也是历史对王安石变法的客观评价。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王安石视为奸臣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社会背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用人不当等问题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官员的评价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政治立场、利益关系、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人们对某个官员的评价产生偏差和误解。

此外，当时的社会风气也趋向于保守和排外。新法的实施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反感。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不惜诋毁新法和攻击王安石等人。这种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和制约。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一时的舆论和风气而改变对某个人的客观评价。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和改革家之一，他的变法思想和实践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他的政治才能、道德品质和学识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虽然当时的人把王安石视为奸臣，但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清白和伟大。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名相之一，更是我们后人学习和崇敬的楷模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