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把戴笠的2个孙子偷偷接到台湾，却留下一个在大陆
1953年的某天夜里，蒋介石在一间房屋里同心腹毛人凤秘密会面。
两人落座寒暄了一段后，蒋介石终于道明了意图：“我听闻雨农的儿媳和孙子孙女在大陆过得不好，你要将他们平安地接到台湾来。”
蒋介石口中的“雨农”，就是有着“国民 *** 情报之王”之称的戴笠。
作为毕业于黄埔六期的高材生，戴笠深得蒋介石信任，长期从事间谍和特工相关的工作，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之一。
不过，这张王牌却在1946年的一场空难中失事。
在戴笠死后，他的儿子戴善武也很快被捕。
和他的父亲一样，戴善武也曾多次残害我党人士，作恶多端，最终于1951年被处决，留下了妻子郑锡英和三子二女。
后来的两年里，郑锡英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蒋介石得知后找到毛人凤，这便有了两人的秘密会晤。
拖家带口艰难度日
戴善武被处决时，他的财产也被尽数没收，留给郑锡英的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之后郑锡英和子女们的生活相当艰难。
为了抚养几个孩子，郑锡英决定前往上海谋生。
不过在临行前，她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了曾在戴家做了十几年厨师的汤好珠，请求对方帮忙抚养，并许诺将来会亲自来接回女儿。
然而此时的郑锡英不知道的是，这一次分别，将会让她们母女分离近半个世纪之久，甚至小女儿戴璐璐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将女儿托付给汤好珠后，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来到了上海。
为了谋生，郑锡英租了一间小房子，平常除了做一些杂活外，还经常去他人家里做帮工，虽然赚得不多，但在她的不辞辛苦下，还是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不过这样的日子也没有过多久，郑锡英失去了收入来源，一家人好不容易有了起色地生活再度跌回谷底。
紧要关头上，郑锡英想到了一个人——范娟理。她是戴笠生前的护士长，曾在戴笠身边工作多年，与郑锡英关系匪浅。在戴家衰亡后，范娟理来到了上海并在此定居。
面对郑锡英的求助，范娟理顾及旧情，亲自为母子四人解决了落脚的问题，并为郑锡英物色了一份工作。
戴笠和女儿
在范娟理的帮助下，郑锡英母子四人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之后的两年里，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富裕，但也是安稳度日。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郑锡英和三个儿子将会在上海定居，以普通人的身份过完一生，不过当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后，他们的人生轨迹也被彻底改变了。
多方辗转前往台湾
毛人凤接到任务后，亲自物色了一个人来负责此事，这个被选中的人叫王时旭，是毛人凤的心腹之一。
毛人凤曾这样对王时旭说：“你做事我很放心。”
1953年年底，王时旭从台湾秘密来到上海，开始执行任务。
首先，王时旭联系到了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部的 *** 特务——黄福源，两人约定在一家餐馆内见面。
接到王时旭的见面要求时，黄福源是震惊的，因为他知道能够让王时旭亲自出马的任务肯定不简单，果然一见面，他便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几个小时后，一个偏僻的餐馆内，王时旭和黄福源坐在桌旁，有些泛黄的电灯透过两人的身躯，在地面上投射下悠长的黑影。
“上头亲自下达的任务，要把戴雨农的儿媳和孙子接去台湾，这事要干得快，还不能惊动任何人。”
“怪不得你会亲自出马，这事还真是不简单啊！”
简单地几句话，黄福源便得知了任务。他一手抽出一支香烟，放在皲裂的嘴唇上，缓缓地点着：“这事可不好办呐……”
王时旭和黄福源商量了大约一个小时，想到了一个法子：“利用投亲和户口迁移的路子，将郑锡英几人转移到香港，再从香港前往台湾。”
这个办法着实可行，但是黄福源并不负责与户口相关的业务，所以这个计划还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人便是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户口业务的陆秉章。
翌日晚间，陆秉章被黄福源请到了一家餐馆内，王时旭也在一旁。
餐桌上，黄福源拿出一沓钞票和几条小黄鱼，对陆秉章说：“陆兄，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郑锡英的亲戚，现在需要带着母子几人前往香港投亲，希望陆兄能够把几人的户口迁出来，这些是一些辛苦费。”
王时旭也在一旁连声说道：“这些只是部分，待事成之后另有重谢，还望陆兄能够帮帮忙。”
陆秉章和黄福源平日里有些交情，对于这个同僚兼好友的请求，他没有多少犹豫便同意了，毕竟在他看来，这只是帮助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前去投亲而已。
几日后，陆秉章顺利地为郑锡英几人办理了户口迁移证，并且按照黄福源的要求，在证件上对几人的信息进行了修改。
陆秉章将郑锡英的名字改为了沈凤英，年龄也作了修改，两个儿子中的戴以宽和戴以昶并未修改，而戴以宏的信息则改成了王时旭。
拿到户口迁移证后，黄福源又找到另一名同僚，同样使用金钱收买的 *** 弄到了出境手续。
计划进行到这里，一切都很顺利，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王时旭在得知相关的文件都办妥后便决定立刻行动。这天夜里，王时旭找到了郑锡英，阐明自己的身份后，将计划向她详细告知。
翌日清晨，就在郑锡英几人出关时，戴以宏的身份却被查出有问题导致无法出关，计划被迫暂时搁置。
本来对于前往台湾一事，郑锡英很是激动，但此时一想到二儿子戴以宏可能因为身份问题而无法一同前往时，她眼中的光似乎消失了。
尽管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王时旭还是劝解郑锡英将戴以宏留下，毕竟事情拖得越久，难度也就越大。
不得已之下，郑锡英只能同意将戴以宏留在大陆，不过好在王时旭答应会妥善安置他。
为了给戴以宏找一个落脚处，王时旭再度找到了陆秉章，在谈话中他编造了一个借口，将戴以宏“临时”托付给了陆秉章。
安排好一切后，郑锡英和两个儿子再度启程。
1954年1月初，王时旭带着母子三人从上海来到了广州，计划经由广州前往深圳，再进入香港，最后从香港前往台湾。
在广州停留期间，王时旭几人还经历了一段小插曲。
那是在几人抵达旅馆后不久，便遇到了几名警察前来问话。王时旭下意识地认为是暴露了，但仍按捺住了紧张的情绪和警察交谈起来。
谈话中，王时旭才意识到自己是过于担心了，因为警察正在追查一名拖家带口的土匪头子，而王时旭和郑锡英、以及两个孩子这样的组合，刚好和这一特征符合，自然也就难免会被注意到。
即便得知这是一场误会，但王时旭这个晚上还是一夜未眠，直到翌日清晨他才被告知那个土匪头子已经被抓获，他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这段插曲落幕后，王时旭带着郑锡英母子三人顺利地通过了关口抵达香港，然后和早已经等候多时的接头人会面，郑锡英母子三人得以顺利前往台湾。
抵达台湾后不久，蒋介石在府邸内接见了郑锡英母子三人。
谈话中，蒋介石先是谈及了戴笠生前的贡献，随后又是对自己没能及时将几人接到台湾“表示歉意”。不过至于这份所谓的歉意，有几分真诚就不得而知了。
从此之后，郑锡英和儿子便在台湾定居下来，虽然彻底没有了生计上的顾虑，但她的心却始终和海峡彼岸的儿子和女儿连在一起。
*** 不幸夭折，次子险被处决
在郑锡英抵达台湾的同时，被留在大陆的戴以宏，则在陆秉章的照顾下生活着。
此时的陆秉章还在等待王时旭前来将戴以宏接到台湾，然而比王时旭早到一步的，是法律的制裁。
1956年，就在陆秉章照顾戴以宏仅仅三年后，他当年接受贿赂的事情彻底败露，直接将他送进了监狱。
陆秉章被抓后，九岁的戴以宏也失去了依靠，他被送进了一所由宋庆龄资助开设的孤儿院中，并在这里长大成人。
16岁时，戴以宏进入安徽合肥一家工厂工作，平日里的他兢兢业业，还十分健谈，因此和不少同事都打成一片。
不久后，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刚成年的戴以宏主动报名，投身到建设边疆的队伍中。此时的戴以宏，已经和他的祖父、父亲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尽管如此，但因为戴以宏的身份是戴笠之孙，这个身份还是为他带来了一个 *** 烦。
那是在特殊时期中，有人利用戴以宏的“戴笠之孙”身份大做文章，并将他抓了起来，甚至要将他处决。
也是直到此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居然是戴笠的孙子！
“我九岁就进了孤儿院，是党将我养大的，我连戴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好在上级领导深知戴以宏平日里的作风，也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便向组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戴以宏的详细事情。
经过组织的严格调查，戴以宏最终被宣判无罪，也使得他此后不再受到身份的困扰。
之后，戴以宏和一名普通女子成了家，此后一直过着平凡的生活。相比于戴以宏，他那被寄养的妹妹，就有些命途多舛了。
当年，郑锡英在前往上海时，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了汤好珠，之后去了台湾后，因为两岸无法往来，她始终没能和女儿见面。
被汤好珠收养的两个女孩分别是戴璐璐和戴眉曼，当年汤好珠带着她们辗转来到乡下隐姓埋名，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不幸的是，戴璐璐在不久后便夭折了，没能长大成人，而戴眉曼则改姓廖，并顺利长大成人。
七十年代中期，戴眉曼和汽修工谢培流结婚了，尽管夫妻两人婚后十分低调，但“戴笠孙女”这个身份，依旧为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为了远离非议，戴眉曼和丈夫搬到了江西上饶居住，两人在此定居下来，并生育了两子一女，此后在这座小城市里过着低调平淡的生活。
跨越四十年的重逢
时间来到1991年，此时的郑锡英已经满头银发，长子戴以宽和三子戴以昶也早已成了家，有了各自的孩子，但郑锡英却没有享受这天伦之乐，因为她的心始终牵挂着海峡彼岸的孩子。
此时的两岸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1987年蒋经国决定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后，两岸的往来日益密切。
再后来，两岸恢复“三通”之后，郑锡英终于看到了全家团聚的希望。
1991年初，在郑锡英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和大陆的儿子戴以宏和女儿戴眉曼取得了联系。由于郑锡英年事已高，所以两个子女决定亲自赶往台湾和母亲团聚。
5月6日这天，当戴眉曼缓缓走出机场大厅时，早已等候在此的郑锡英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声泪俱下地和女儿紧紧相拥……
时隔十八天后，戴以宏也抵达了台湾，和不曾在记忆里留下一个模样的母亲相认。
终于，在时隔近四十年后，曾经的一家人再度团聚了，唯独遗憾的是，那个最小的戴璐璐，再也无法看到母亲的模样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戴以宏和两个兄弟秉烛夜谈。此时的戴以宽也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当年来到台湾后，他顺利考入了大学，后来又赴美留学，在美国成家立业。
而最小的儿子戴以昶，此时也早已成家立业，他从东吴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了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并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
这天夜里，戴以宏和戴眉曼坐在母亲的床前，向她讲述着自己在大陆的生活，当听到两人已经分别成家，过着平凡的生活后，郑锡英欣慰地笑着。
“这么多年难为你们了，看到你们现在都好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可怜了你们那最小的妹妹啊……”
此时的郑锡英已经罹患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几乎需要整日卧在病床上，听着两个子女的讲述，她的思绪似乎穿越空间，回到了当年的上海：若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想回家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