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是从来靠不住的！

在展开叙述之前，首先罗列一段有趣的对话，以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虚伪和善变。

那是1917年2月战争中的俄国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面对纷扰不堪的反战民情，即将亡国的君主尼古拉二世问询俄国大本营 *** 参谋总长古尔科将军对于时局的看法。

尼古拉感叹道，“三年之前，人民逼迫我选择了战争，我顺从了人民的意愿，现在为何人民要背弃我？”

古尔科谦卑的回应让人哀伤，他说道，“陛下，人民的言辞并不重要，过去已成过去，乌合之众现在厌恶了战争，他们您视为罪魁，并准备了处决我们的绞刑架。”

在战争中，沙皇的子民不仅背叛了好战的呼喊，而且倒戈一击，杀光了自己君主的全家

在近五百年来的外交历史上，有几件事情最让我啼笑皆非的：

之一件：内外交困的崇祯在1633年、1638年和1642年与满清尝试缓和时，竟然试图说服朝野舆论去接受缓和，结果大明的舆论不仅坚决拒绝了缓和，甚至逼迫崇祯杀死了负责谈判的国防大臣陈新甲；

第二件：1911年，在摩洛哥危机中与英法达成和解协议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当时的德国媒体《莱因日报》和《泛德意志学术协会》的编辑们用暗语嘲讽为“胆怯者威利”，大怒之后的威廉二世竟然亲自与这两个报刊的编辑论战，试图为自己辩解；

第三件，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选择了缓和，没有兑现诺言与中欧列强开战，这使得他遭到了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他竟然公开发布声明，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辩解。

实际上，面对好事的舆论，有什么好辩解的？这难道不是最搞笑的事情吗？那些舆论真的关心国家外交的具体利弊吗？真的关心国家利益的成败安危吗？他们实际上只关心吃饭睡觉和工作，这些事情对他们就跟明星的绯闻一样遥远但是有趣，他们真实的内心对此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就像一对男女试图结婚，虽然围观者众，议论纷纷，但你觉得这些围观者真的关心这对婚姻的幸福吗？肯定不关心，而且也不懂。

但与之相反，外交对于国家和君主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从明末、清末、民国，到沙俄、苏俄，再到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和第三帝国，再到日本昭和时代，外交是关乎国家和君主兴衰存亡、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是一个国家政权最重要的切身利害，这种重大利益，怎么能委诸于根本毫无干系、最不可靠的旁观者？

实际上，等到外交灾难的后果显现，明末舆论领袖、德国一战末期的舆论领袖和二月革命前的俄国舆论领袖，都先后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的君主，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新的胜利者。可见，崇祯、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之不可救药，竟然试图去争取最无价值、最不可靠的群体。

然而，对于斯大林和黎塞留来说，这种问题是从来不存在的。

1933年，斯大林为了分裂西方、中国和日本，缓和时间，在北满铁路和萨哈林岛渔场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了巨大的妥协，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32年-1934年，斯大林为了争取西方，孤立德国、日本，先后与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放弃了苏联此前一直申索的争议性领土，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36年12月，斯大林为了强化中日对抗，摆脱远东压力，公开支持苏联死敌蒋介石，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39年8月，斯大林为了让西方列强自相残杀，公开与不共戴天的死敌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1941年4月，斯大林为了摆脱两线作战的风险，公开与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本帝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态度堪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联舆论攻击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软弱了吗？答案是没有。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和黎塞留一样，他对舆论的理解非常深刻。

在斯大林看来，对于一个东方国家政治家来说，舆论尽管毫无可靠的价值，但一个有大局的舆论确实是有利于确保国家稳定的宣传工作；反过来，任何舆论不管以什么主张，一旦越过边界，质疑攻击关乎国家利益生死存亡的重大外交政策，其事实上就与舆论工作的目标完全相背离，跟叛逆没什么区别。

与此同时，舆论人士在战争中是毫无价值的，不仅仅因为舆论人士非常廉价，更重要的是，舆论人士从来不是履行国家义务的优良群体。

崇祯一生都在讨好朝野舆论人士，但当他的王朝灭亡之时，舆论人士基本弃他而去；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何尝不是如此？崇祯、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为了争取最没有政治价值、最不可靠的舆论，却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统治资源，本身就是最愚蠢的行为，这是斯大林和黎塞留绝不愿从事的作为。

因此，建立始终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国内爱国舆论，乃是一个成功外交的基础。在舆论上，受制于人与制于人，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就是斯大林大元帅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