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万两本金就敢贷款几百万两：胡雪岩如何做到 *** 帮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汇票、会票、兑票实物
原题：刘三解：晋商的票号和胡雪岩的钱庄，哪家强？
晚清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背着几十斤重的铜钱跋山涉水，他们有票号发放汇票（会券，《山西票号史》）、期票（签发时约定若干时日后兑付的长期汇票，《清高宗实录》）性质的票据满足需求，如果你是高官显贵，票号不但提供存款服务，还能享受无抵押的信用贷款。
至于小老百姓和小商人，日常的金融需求，如银钱兑换、票据贴现、买卖金银等等，都可以在“钱庄”得到满足，企业账户转账收付也可通过钱庄完成。
保留至今的宁波钱业会馆碑文记载：
“吾闻之故老，当乘前清之咸丰之季，滇铜道阻，东南患钱荒，甬市尤甚。市中流转之钱庄大减，民生日困，汹汹谋为乱，有谋以善其后者。法令若干家，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簿书所出入。出界某庄，入由某庄，就钱庄中汇寄之。明日，各庄互一纸，交相稽核。”
具体来说，在咸丰年间，钱荒（主要是铜钱）导致市面现金缺乏，钱庄同业行会就搞了技术创新，每年正月二十八，各钱庄客户到“开户行”领取“过账簿”，格式是“上付下收”。
每一笔交易完毕，付款户要把钱数写在上方，写明开户钱庄并盖印，收款户则把收到钱数写于账簿下方，一样写明开户钱庄并盖印，每天下午4点，双方将各自“过账簿”送开户钱庄，各钱庄将交易记录在另一份“摘草簿”。
第二天早上，各钱庄代表在“值日”处汇集，逐项清算核实，俗称“对家头”，程序完毕后，过出钱庄开出“划单”将款项划入过入钱庄。
这套办法，对于区域经济循环比较稳定的城市当然适用，但在19世纪的上海，就显得太过保守了。
在当时上海市面上，流行钱庄的“庄票”代用现金，即“钱庄因放款之关系，或商家之请求，所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于持票人之票据也，用于代替现款，与银行界开出本票性质相同。”
这个东西因其便利，大受中外欢迎，据《上海钱庄史料》中估计，钱庄发出的庄票，年约80万枚（平均每家出票1万张），每个钱庄每年发出票面金额最少也有1500万两，最多则达3500万两，平均约2000万两左右，总额约16—17亿两白银。
针对这种庄票流行的环境，在1890年之前，上海钱庄业普遍采取的是“划”和解现的方式，就是同业间把应收应付的账目彼此相抵， *** 也很原始，由各庄“汇银子的”（职位）夹着账簿在街上等别家“汇银子的”，现场轧汇，碰不上当天的账就平不了。
办法看起来是有些笨，但考虑到上海滩有几十、上百家钱庄、外资银行，各自分处不同的商圈，彼此竞争你死我活，客观上就很难像宁波钱业那样，以旧式行会为核心建立章程，采取这样退而求其次的方式，终究要比拉着几千几百斤的白银交易方便吧？
然而，世事难两全，只占便宜不吃亏，可能吗？
1902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发行的十元纸币，发钞也是外资银行在清末中国的一项大买卖
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的核心单元，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控制一切的趋势，当晚清商业系统中的所有人都对它产生依赖时，其自身问题所导致的破坏同样是毁灭性的。
上述所有便利，都建立在钱庄能够控制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而这一点，恰恰是大清朝的钱庄们做不到的。
钱庄不是票号，吃的就是风险饭。
先说后人们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晋商票号，他们一般并不经营零散的个人业务，更喜欢清 *** 的公款汇兑（无息存款），官宦、巨商的大额储蓄，再以雄厚的资本金和存款，从事远途大额汇兑，乃至于到各商埠向钱庄发放“长期”（无固定期限的长期贷款，但可随时索回）。
按照《申报》的报道：
“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仅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太平天国），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1864年），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
苏垣即苏州，江苏巡抚驻地，有藩库、又有一省的达官贵人，晋商票号吃他们的汇兑饭就够了，当然没兴趣和上海的外贸商人掺和。等到太平天国战争打烂整个江南半壁，官员将佐抢够了、赚足了，山西票号又捞到了各省的军饷、协饷汇兑的金饭碗，资本满盈得几乎要溢出了，必须考虑资本回报的时刻，方才大规模杀入上海，做起了“金钱的批发商”。
所以，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金融业的“稳健”，指的是票号，而非钱庄。扯远一点说，就连这种“稳健”本身也是畸形产物，与官僚、尤其是腐败官员绑定，为官员牟利，借官势经商，风险自然就小，清代历次金融危机，知名票号少有破产的。
不过，当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撼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有清一代一直声势烜赫的晋商票号摇摇欲坠，1911年10月以前，全国尚有26家票号存世，次年减为24家，1913年减为20家，1915年再减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还在垂死挣扎，那就是山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与祁县的“三晋源”，几年后，票号就永远消失了。（吴钩：《山西票号的信用》）
说得直白些，胡雪岩的经商生涯如果算是“ *** ”，为官做事和经商牟利还只是间接联系，晋商票号则根本是官商一体，靠“官”吃饭。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电视剧里他不爱和官府打交道，历史上却和官府有着不解之缘，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靠的是什么？正是庚子国变后，清廷将各省公款汇兑下放给晋商票号。
1884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吴晓波：《晋商票号百年祭》，刊于《钱江晚报》）
直接操纵 *** 实行政策垄断， *** 关系何其强悍？也正因如此，大清灭亡，票号接踵陪葬。
再看钱庄，则是以区区几万两的资本金，大肆吸收存款，再辅以票号的“长期”、外资银行的“拆放”周转应急，撬动几十万、几百万两的“大买卖”。
上海《字林沪报》寥寥数笔，勾勒出了轮廓：
“故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当各项贸易盛时，钱庄固获厚利，及其市运式微，凡并无真本之行号，一遭折阅，倒闭纷纷，钱庄受累不浅……一旦票号留银不放，银行拆票不通，处处受挤，则为人倒者亦转而倒人矣。”（《论钱市之衰》，《字林沪报》1884年2月9日）
资本金几万两就敢做几百万两的贷款，这就是钱庄，更是胡雪岩。
“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 *** 帮，这就是会做生意。”
这句话是不是胡雪岩的原创，三解懒得考证，不过确实说尽了钱商的精髓，前文曾经引用过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胡光墉条下的记载：
“时湘人存资，数逾千万。光墉并营丝茶业，设典库于湖州、德清、海宁、嘉兴、石门、杭州、金华、衢州、苏州、镇江、湖北、湖南二十三处，各省金银号，杭州胡庆余堂药铺，资凡二百八十万。迨同治壬申，达二千万以上，丰财捷足，操纵江浙商业，为外人所信服。”
胡雪岩借左宗棠崛起前期，资产是多少？
280万两，还是包括当铺、金银铺、钱庄、药铺等诸多产业的总值。
1911年清朝为统一全国纸币，准备发行的大清银行兑换券，人物头像为摄政王载沣，最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能进入流通。而这款钞票的发钞行，大清银行在筹办时曾经邀请晋商票号加入，遭到拒绝，也是晋商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节点。
至于他名下的钱庄，却吸收了1000多万两的存款，日后达到2000万两，乃至于他的嫡孙所说的3000万两。
这笔千万两数量级的资金，应该还是存款，或者说他能够调动的资金总量。否则，他的财产十几年间翻了10倍，他的钱庄里的存款得有多少？2亿？4亿？
要知道，大清朝接近灭亡时，全中国所有中国银元、外国银元、银两、铜钱、铜圆、中国纸币、外国钞票加在一起，折银才15亿两，这个数字已经比1851—1860年间货币流通量增加了的3.46倍（燕红忠：《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刊于《金融研究》），难不成，全中国的现金有一多半都在胡雪岩的钱庄里？
朋友，不要被古装剧里随手扔出几十万两银票骗了，那不是土豪，是脑残啊！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很简单，对于晋商票号和胡雪岩钱庄而言，同样的数百万两白银能够做的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服务官员、朝廷，后者则是撬动行业，乃至于影响社会，孰优孰劣，各人自有公断。
三解只略举一例，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与另一家德馨钱庄先后破产后，杭州城中的景象是：
“上城之各衣庄、绸庄及皮货庄，本月以来门常如水，略有零星交易，以敷火食尚且不足。各处行栈店铺往来皆须现洋，概不用票。武林门外之各米行已停斛两日矣，城东各丝行皆已停秤不收，且闻下城之箔业亦将停歇……至机坊一业……今则几乎十叩柴扉九不开矣。总之，城中各业无处不紧。”（《申报》1883年12月15日）
消费行业停摆、生产行业停摆、贸易行业停摆，震荡以至于于此，“哪家强”不是一目了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