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是谁奠定了中国版图？

围绕“中国疆域的形成与最终底定”这一问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至今，很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白寿彝先生认为，“用新中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不过，谭其骧先生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

在谭其骧先生看来，“应将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 *** 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视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

但问题是，

在近百年的时间跨度内，清朝的地理空间变动也很大。

一方面，乾隆的“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对中国领土的渗透与侵略也是从18世纪开始发起的。

白寿彝（左）与谭其骧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学界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的持续高涨，一些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由复数到单数”、“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自然凝聚，碰撞底定”等观点。

对于“哪种叙述体系更能客观而全面地阐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一问题，

截止目前依然处于“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阶段。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疆域理论的探讨，是一个复杂且艰巨的任务。

1

与“中国版图”相关的几个概念

在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中，目前主要存在着“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和“ *** 国家”等三种不同的概念，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叙述体系。

鉴于此，在正式讨论“中国版图”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几个概念有初步的了解。

1）“王朝国家”与“天下”

按照学界约定俗成的说理解，“王朝国家”主要泛指清朝及其之前的历代中国王朝。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下，王朝国家基本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

长期呈现着“有疆无界”和疆域“盈缩无常”的特质。

众所周知，

推崇儒家文明的中原王朝的世界观是“天下观”。

其中，“天下”被限定在了一个天赐的、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内，具有天然的内聚力。“天下”的主体是

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与四方的“夷狄”，

二者处在一种共存、共在、共融的体系当中。

儒家学说认为，君王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建立一个现实的皇权政治体，

还要致力于构建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天下”秩序。

因此，“天下”存在着所谓广义和狭义之分。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

广义的“天下”，是一种“理想的伦理秩序”，

能够体现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观。

简单地说，在社会整体秩序上，追求的是“天下大同”；政治形态上，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制度上，主张“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生活形态上，讲究“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狭义的“天下”，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对世界空间的差序的想象”，

由内到外共分为几个层面：

核心是中央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

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和手段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

第三层是以朝鲜、越南、暹罗（泰国）、琉球等为代表的藩属国；

最后一层是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处于化外之地的蛮夷”。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界定“天下”的地理范围？

对此，有学者认为，“天下”不仅囊括了二十五史中记载的中央王朝所辖疆域，也理应包括西伯利亚、朝鲜半岛及东南亚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

原因很简单，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是居于这一区域内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共同推动而实现的。

那珂通世著《中国通史》中的“ *** 全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中国的叙事体系中，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王朝还承担着 “教化”蛮夷的使命。

因此，

“天下”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教化”夷狄的地域拓展空间。

所谓“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是华夏、什么是夷狄？

在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华夷之辩”并不是一种种族划分，

更像是一种文明性分野。

换言之，华与夷之间虽然存在着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更大的差异取决于“是否有文明”，即以“是否接受儒家推崇的礼教秩序”为评判基准。

因此，

“华夷”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可变动的，“

天下”内没有绝对的敌人。一方面，那些没有或拒绝接受华夏“教化”的夷狄，需要“辨”或“防”；但另一方面，如果夷狄主动学习和吸纳儒家推崇礼乐政教，那它将会被自动接纳为“天下中国”当中的一份子。

一言概之，所谓“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是历史中的常态化事件，

“化狄为夏”也是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毕生追求。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尽管华夷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内外之分，

但“共享天下”是一种默契的共识，

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几乎都对“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存在着高度的认同与执念。

长城

2）什么是“宗藩体系”？

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一直是以“我”为绝对核心的。

至于与我无关的部分，“我”不会主动去关心，因为“他”不属于“天下”的一部分。比如汉朝君臣大抵知道罗马帝国，但不会认为其与“天下“有关。

前面提到，“天下”不仅包括直辖的郡县，还包括了“次外围”的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另外，诸如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等“最外围”的藩属国，虽然不属于中国，但一直通过朝贡体系参与到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我国学界将这种时间跨度超过了一千多年，涵盖古代中国与周边多个国家的国际秩序称为“宗藩体系”。

“天可汗”李世民主题绘作

在双方交往过程中，接受册封的藩属国，不仅要承认中原王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义务保障其周边环境的安全。作为交换，中原王朝在原则上需要保障“天下”体系内各国的安全，仲裁藩属国内部以及藩属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系“天下”秩序的稳定。

宗藩体系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双方之间的交往以朝贡制度为依托。

换言之，朝贡制度是维系宗藩体系的纽带，其中包括中原王朝对对藩属国的“遣使册封”与后者对中原王朝的“称臣纳贡”，因此也被称为“封贡制度”。

当然，

藩属国之所以会主动自降身段来“中国”入贡，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

原因很简单，“中国”一直通过“厚往薄来”的方式维系着自己的政治权威与话语权。

另外

，朝贡制度也是“天下”体系内文化交往的主要载体。

一方面，“中国”是体系内的文化中心，“以人文化成天下”是对藩属国的理想诉求；另一方面，相对先进的中国文化对于藩属国而言，也有着很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阎立本绘《步辇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当藩属国试图否认甚至冲击“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等极端情况出现时，中原王朝可能会诉诸武力进行干涉，

但主要目的是“以戈止武”而非控制或将之兼并。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宗藩体系根植于东方传统的，对稳定与秩序有着更高要求的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这种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的特性，导致了中原王朝的不事扩张和统而不治。

其次，由于“天下”体系内部从中央到周边存在着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双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需求的互补性与利益的一致性。

第三，中原王朝对于体系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将上下尊卑的内部秩序向外延伸，用以维系体系的稳定，进而为内部的农业生产营造有效的外部环境。

阎立本绘《子公园》

鉴于此，

藩属国对于“中国”的依附与顺从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强制性，

内部的自 *** 也很难受到“中国”的侵蚀或剥夺。因此，这种等级结构确切地说是一种权威等级结构，很难简单地使用近代 *** 国家间的平等概念来加以界定和评判。

总而言之，

宗藩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强调秩序、重视稳定、追求和平的体系。

不过，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向工商的发展以及人类交往从内陆向海洋的拓展，宗藩体系客观存在的劣势也就被无限放大了。

3）“ *** 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所谓“ *** 国家”，泛指近代以来相邻国家通过外交谈判，签订条约并竖立界碑明确疆域范围，拥有 *** 的国家。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 国家是基本样态。

学界普遍认为，

“ *** ”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标志便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

泰尔博赫绘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仪式

开启于1618年的“三十年战争”，不仅让整个欧洲陷入血雨腥风，也直接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1648年10月，交战双方缔结了《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学界普遍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签订的和约“是现代的实在国际法，即现代国际条约的起点”，确定了以平等、 ***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直接促成了法国、德意志、荷兰等 *** 国家的出现，让整个欧洲彻底摆脱了神权的控制，明确了各国的边界。

总的来说，《威斯伐利亚和约》开创了通过国际社会的协商制定一般国际法规范的先例。在这个体系当中，国际法成为评判、约束国家行为的重要依据，对于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可以实行集体制裁。

于是，以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开始建立，定期召开的国际会议成为了体系组织的一种重要方式。另外，各国也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制度并设立外交使节，展开外事活动。

18世纪的法国巴黎

伴随着欧洲的全球性扩张， *** 国家的概念开始传至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

学界普遍认为，“ *** 国家”至少需要拥有两个最基本的特性，

即“对内是更高的，对外是独立的”

。因此，至少从表面上看， *** 国家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形态。

但现实情况是，

长期主导国家间关系的，是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体系内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关系很难用 *** 和平等来界定。体系中相对弱小的国家不仅不具备与大国相同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大国

。因此，这一体系的权力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依靠力量决定的不平等结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国协商成为了维护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英国、法国、奥地利等为首的大国承担着“管理员”的角色。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更何况，作为大国之间在利益争夺与扩张过程中的暂时性妥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存在的意义不是寻求和平与合作，而是通过暂时性的妥协和休整来积蓄力量，展开下一轮的角逐和利益争夺。

因此，这一体系的目标诉求可以体现为排他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是与工商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是以对生产资料、市场和投资场所的角逐为目标诉求的。

其结果就是，在欧洲范围内，各国为了巩固和增强实力，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和人口兼并的战争；在全球范围内，体系内的欧洲列强加速了对外殖民侵略的步伐，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迫与之产生了联系，其中就包含了居于东亚的“天下中国”。

由此可见，

作为之一个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拥有着与生俱来的极强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性。

英国东印度公司

2

“中国疆域”的勘定

结合前面的论述看，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是截然不同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多中心的，原则上主张每一个政体都是独立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 *** ；“天下观”一直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心是唯一的，边境是流动的、不确定的。

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断完善，它们与“天下中国”的区域联系也不断加深，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直接冲撞。

其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原本含混不清的中原王朝的边界开始清晰，并逐渐向近代 *** 国家开端。换言之，

与其说“大清帝国奠定了中国版图，倒不如说“奠定中国版图的责任，交到了大清帝国的身上”。

《 *** 志》中的“中国地图”

1）康雍乾三朝的“画界分疆”

在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并收复了台湾以后，大清帝国的“大一统”局面初步确立。处于解决北部边疆隐患的需要，清廷主导进行了两次边界划定。

之一次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沙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第二次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穆克登勘界”，划定了清朝与藩属国朝鲜的“边界”。

17世纪中叶，沙俄向东扩张，严重 *** 了清廷边界意识的转变。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就边界问题展开了谈判。

雅克萨之战主题绘作

值得一提的是，签订条约一事是由清朝首先提出的，签订过程也完全符合西方近代边界条约缔约标准，以拉丁文作为双方正式界约文本。

条约规定，“（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为界，再由格尔必齐河源顺外兴安岭往东至海，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乌第河和外兴安岭之间为待议地区”。条约签署完成后，清廷依据界约内容，在国境内设立满汉双语的界碑，正式界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有学者指出，沙俄入侵和外蒙古局势的动荡是促使中俄订约划界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

西方地理知识与《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形成的国家边界观念的传入，是促成《尼布楚条约》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

《尼布楚条约》坚持以“中国”一词来指代清朝疆域。

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有了近代 *** 国家的内涵。

《尼布楚条约》原件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对疆域、边界、属民的认识也有所转变。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朝礼部咨文朝鲜，

告知将会派遣乌喇总管穆克登正式勘察边界“定界立石”。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查后，双方在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分水岭上立下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图们江）”的石碑为记。不久，穆克登委托朝鲜方面在图们江源的无水陆地处竖立木栅、石堆、土堆等标示物，

以示图们江以北为中国界，以南为朝鲜界。

鸭绿江航拍

雍正即位后，

认为边界勘定“事关万年之是与非”，因此进一步加紧了推进中俄边界勘定的工作。实际上，早在尼布楚谈判期间，清廷代表就主动提出了划分两国中段边界的提议，但未被对方接受。

伴随着世界局势的激荡变化，两国中段边界勘定也变得十分迫切。

雍正五年（1727），中俄双方代表在布连河畔签订《布连斯奇界约》

，划定了中俄两个在外蒙古的边界。界约合计有满、蒙、俄、拉丁文4种文本。界约规定：

北自恰克图河流之俄国卡伦房屋，南迄鄂尔怀图山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鄂博为中俄边界主要标志，其中间区域由两方均分；俄国领土与各蒙古标记及卡伦间空地双方均分。由沙毕纳伊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以北地区归属俄国，以南地区归属中国。

不久，两国代表又在恰克图签订了有关政治、经济、宗教诸多方面的总条约草案《恰克图界约》以及《阿巴哈依界约》《色楞额界约》等补充性条约，在进一步明确了两国中段边界的同时，也有效遏制了沙俄对蒙古地区的侵蚀。

中俄中段边界示意图

乾隆三十三年（1768），

中俄两国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乾隆五十七年（1792），两国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两份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恰克图界约》中的缺陷与不明之处进行的修订。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侵略军入侵 *** 。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廷派福康安入藏收复失地，廓尔喀国王乞降诚归。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明确落实了 *** 与廓尔喀地区的边界划分。

截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

*** 与廓尔喀、哲孟雄、布咯克巴等地的边界勘定工作全部完毕。

至此，清朝疆域南北方的边界已经日趋清晰。

“乾隆十全武功”之平定廓尔喀战图“攻克擦木”局部

2）谁是最完美的“中国地图”？

欧洲地理学知识虽然从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但真正得到更高层的认同，当始于康熙皇帝及其继承者们。

《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图）

由康熙本人亲自主持，以欧洲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托马斯等为主力，中国学者何国宗、索柱、李英等人从中协助，各地官民共同参与的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次规模宏大（先后测绘了全国641个点）且耗时十余年（1708—1718）的疆域实测成果。

对此，李约瑟认为，“这份地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更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不过话说回来，

“康熙图”所描述的疆域截止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此时的中国尚未统一。

实际上，该图的范围只涉及“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哈密以东，即西至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的地区。湖南、贵州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属空白，哈密以西的广大地区未进行实测。

《康熙皇舆全览图》局部

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

清廷根据新疆等地的实测资料，对“康熙图”加以补充修订，

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图）的绘制，

将“南至琼海，北至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比“康熙图”范围大了一倍多，是一幅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

可即便如此，与疆域变动相关的缅甸之役（1769）、二次平定大小金川（1776）、越南之战（1789）、两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相继发生，

相应的疆域变化也很难在“乾隆图”中有所反应。

乾隆《内府舆图》铜版画

考虑到“乾隆志”追求速成，纰漏和错讹较多。

因此，三修“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新的《皇舆全图》一事，被提上了官方日程。

三修“大清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由穆彰阿等主持，历时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

因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断，故名《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

学界普遍认为，“嘉庆志”所附《皇舆全图》中的疆域，“是中国数千年来内在发展、自我完善、最终形成的产物”。这一时期的清朝领土与 *** ，

不仅“金瓯无缺，空前绝后”，还得到了沙俄等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

因此有学者指出，“嘉庆志所辑资料终断之年（1820），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

皇朝舆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

3）“中国版图”的缩水

进入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不仅越南、朝鲜、缅甸以及琉球等藩属国相继沦为了殖民地，即便是已经明晰的疆域也遭遇到了多个国家的蚕食鲸吞。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北京告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俄利用调解之机趁火打劫，

胁迫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

需要指出的是，该条约完全更改了《尼布楚界约》当中中俄两国划定的国界，让清朝彻底失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也由中国的内河沦为了两国界河。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两年后，沙俄再度强迫清朝签订《北京条约》

。条约规定，清朝在承认《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基础上，原本属于双方“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包括库页岛以及不冻港海参崴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被割让给沙俄，彻底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

除此之外，位于西北地区，原本属于中国的斋桑泊、山岭、大河、卡伦被当作分界标志。这就意味着，清朝还失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

同治三年（1864），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

，将原本从“沙宾达巴哈”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向东南推移，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让给了沙俄。

光绪四年（1878），中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

除了规定“伊利西边即帖克斯川一带地方归俄国管属，以便入俄籍之民在彼安置”之外，对两国的西部边界做出了调整，再度让清朝失去了4块领土。另外，在乌兹别克里山口以南留下的2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争议区，也被英俄私议分割。

沙俄侵占中国示意图

进入19世纪80年代，

法国意欲将越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援越的中法战争失败后，

中法两国于光绪十一年（1885）签订了《越南条约》。

经过长达11年的边界勘定，中越两国最终勘界立碑，划定了桂越段、粤越段与滇越段。

中法签订的一系列关于越南的不平等条约，既标志着

越南与古代中国长期保持的藩属关系的中断，

也标志着两国之间边界开始清晰。当然，所有的一切

都是通过法国和清朝签订条约的形式实现的。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情況及条约文本

与越南一样，

缅甸一直也是清朝的藩属国，

其与清朝边界的勘定，也是通过宗主国英国和清朝签订条约的形式实现的。

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占领缅甸，次年，中英签署《缅甸条约》，规定“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中缅边界应由英国派员勘定。

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两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缅边界分为4段进行划定，原本属于清朝统辖的昔董、虎踞关、汉龙关等都被划入到了缅甸境内。

甲午战争失利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清朝不仅付出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款，还失去了藩属国朝鲜以及台湾等多个岛屿。

一言概之，作为传统属国的越南、缅甸、朝鲜等纷纷沦为了列强的殖民地，与清朝的关系也发展成为近现代性质的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列强开始了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蚕食鲸吞，中国疆域呈现出了急剧萎缩状态。

晚清时局图

3

不一样的“大一统”

日本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认为，

“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民族”的斗争史。

简单地说，截至五代以前，除了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优势之外，在其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段，前者一直处于“暗中进攻、被动防守”的地位。

但从唐朝灭亡之后，局势发生了逆转，尤其是清朝的建立，“使得北方最终战胜了南方，野蛮民族战胜了文化民族”。

白鸟库吉（1865—1942）

1）古代中国的“北方困境”

众所周知，

古代中国的文化与地理中心，主要在以汉族为主体人口的黄河和长江流域。

值得一提的是，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张尽管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但向北方有游牧地区的延展却非常吃力。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在两汉与隋唐的巅峰时期，尽管前者曾屡次击败过匈奴或突厥等游牧行国，

但从未稳定有效地统治过草原区域，也从未真正征服过这些游牧民族，使之成为忠诚的臣民。

作为对比，那些长期驻牧于长城周边的游牧或森林民族，或许会主动接纳了一定程度的中原文明，但也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

古画中的汉匈大战

鉴于此，

尊崇儒家文明的中原王朝所倡导的宗法伦理和礼乐典章，一直以农耕生活为本，与游牧习性大相其异。

其结果就是，从农耕到半农耕半游牧再到草原森林高原区域，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中心与边陲之分的“差异格局”，与“郡县—羁縻—朝贡”的“天下秩序”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同一性。

2）为什么清朝能完成“大一统”？

如果说由蒙古人建立的大一统元朝扭转了这一“差异格局”

，那么由满族人建立的大一统清朝，直接将“法家意义上的大一统”（如领土大一统）视为其王朝合法性的最重要理由。

比如欧立德就发现，根据《大清历朝实录》中的记载，1644—1911年间合计出现了1088次“中国”，其中三分之二的“中国”，指代的“好像是整个国土”，具体场景“大多出现在处理对外事务当中，或是出现在一种历史或文化的语境下”。

承德避暑山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连盛世汉唐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帝国梦想，为什么能够在“异族”清朝这里得以实现？

对此，葛剑雄教授将之归结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客观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

满人虽然来自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却是一个具有一流政治智慧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长期在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夹缝之中求生存谋发展，既有过征服别人的经历，也有过被征服的历史。因此，他们深谙草原与农耕两大文明的差异与不可调和。

因此，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了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清朝建立的“大一统”不再执着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是意图在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创造了一个二元政教制度；

不再推崇宗教、文化、政治等领域的一统天下，而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双重体制的并存。

大量配有火绳枪的八旗军主力

3）颇具特色的“因俗而治”

“新清史”的学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存续三百余年，原因之一就是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带有“因俗而治”色彩的统治举措。

首先，清朝对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统治政策，存在着明显差异。

入关之初，清朝的统治者们秉承着“怀之以德，违之以兵”的原则，采取了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有效稳固了满与汉、蒙、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

乾隆御笔“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文拓片（正面）

在传统的“汉地”：

清廷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相关政策都主要通过省、府与县等地方机构来实施；

藉由尊崇明朝诸帝，表明其继承历代帝王的“政统”；

儒家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任命的官员基本由科举产生，各级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汉族，符合“以汉制汉”的基本逻辑。

不过话说回来，截至19世纪上半叶，清廷一直将 *** 民众限制在内地，禁止他们越过长城前往蒙古、东北等地拓殖开垦；至于与边疆民族的通婚，根本就是不可能事件。

对于“故地”东北地区，

清廷设置军府制，由中央派遣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署理军政。后来，官方又在 *** 较多的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署理民政，实行旗民分治。

在蒙古地区，

清廷实行盟旗制度，将蒙古地区分成24部49旗，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札萨克”（旗长），管理一旗事务。一旗或数旗合为一盟，盟长也由官方委派的蒙古王公担任。

满蒙联姻

在新疆地区，

清廷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兼管民政。伯克是等秩不同的大小封建领主，最初该制度仅存于南疆地区，后推广到天山以北，但废除其世袭特征。

在 *** 地区，

清廷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年间，设驻藏大臣管理 *** 事务，拥有与 *** 喇嘛共管 *** 的行政权。噶厦 *** 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 *** 决定人选。

凡涉及重大问题，如 *** 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事务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另外，清廷还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取得了更高等级活佛转世的最终确认权。

除此之外，清 *** 还先后制定了《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 *** 通制》和《喇嘛律例》等

适用于不同边疆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图（图片来源：地球知识局）

众所周知，蒙古、 *** 、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大小事务，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和处理的。但与管理内地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基本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 *** 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事务之外。

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欧立德还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蒙古人和西 *** 还与清朝存在着特殊的宗教关联”：

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满洲君臣们对藏传佛教给予了高度尊重；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传佛教寺庙，得到了官方的大量赞助； *** 和蒙古地区的神职人员普遍拥有巨大的势力和声望，这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精神纽带是现代世俗国家难以复制的。

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看起来和大多数其他的大帝国非常相像，即通过独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别同各个边疆民族建立联系。

用于甄选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

其次，“大清皇帝”似乎与其他中原王朝的君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比如一些欧美学者认为，清朝皇帝具有“共时性”的特征。

简单地说，对于 *** 而言，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对于满人而言，他是“满洲大汗”；对于蒙古人而言，他是继承了蒙古帝国衣钵的可汗；在藏传佛教徒看来，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轮王”。

欧立德进一步指出：

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狩猎的习惯，也没有将狩猎纳入到宫廷仪式之中；

他们不会主动学习外语，身边没有来自异域的博学之士；

大多数皇帝不会御驾亲征，不会巡游全国并主动在民众面前“露脸”；

他们不会主动学习神秘的佛法，不会对藏传佛教的密宗大师予以高度尊崇，更不可能在宫中从事萨满教的活动。

作为对比，“上述这些事情，17—18世纪的清朝皇帝都做过，甚至不止于此”。鉴于此，欧立德认为：

使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满洲皇帝的统治下，国家体制与皇帝本身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鉴了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各种政治传统，并将它们予以更高层次的创新、理想化和实用化。

慈宁宫的“三语”牌匾

4）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

但是，清朝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虽然它部分接受了中原的儒家文明，却由于自身的异族身份，无法将王朝的正统性与儒家实现完全的统一；双重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又使得帝国始终缺乏一个与国家统一的文明及其制度。

进入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一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深受其累。

比如钱穆就一直坚信，“满洲这种狭义的部族政权，根本就不具备征服中原的政治与文化能力”。在他看来，“满洲人之所以侥幸得手，主要是得益于汉奸之助；对于

明末统治的腐朽堕落

，他认为“大部分是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是民族的衰老”。

一些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直接提出了带有种族主义复仇色彩的革命主张。

比如章太炎（1869—1936）在发表于1899年的《正疆论》中指出：

满洲之与我仇，非特异种而已也。《春秋》之义，复仇者生于九世，是故吾中国之与满洲，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

钱穆（左）与章太炎

武昌起义爆发后，

湖北军 *** 对外发布的《布告海内人士电》一文，直接摆出了一幅与“满、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全面开战”的架势：

又尔蒙回 *** ，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 *** 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

其结果就是，在革命党人宣传“驱除鞑虏”的同时，在日本、沙俄等列强的挑唆下，内外蒙古、 *** 、新疆等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以“排汉”为主的分裂危机。

由此可见，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

还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无力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

在新中国，各民族要团结起来！

4

尾声

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得到了遏制。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通过与邻国订立的一系列条约，基本明确了中国疆域的陆地边界，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了国际法的保护。

不过话说回来，陆地疆域并非当今中国疆域的全部。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以来，海疆及海洋权益的维护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

尽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2年2月25日通过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确立了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但海疆权益包括其中岛屿 *** 的维护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