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护人｜孙勐：又见故城

2024年8月14日，路县故城考古工作站，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通州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孙勐。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孙勐，

1979年12月出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曾先后参加过金代皇家陵寝、圆明园等的考古发掘。2016年开始负责通州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2017年4月，路县故城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所编写的《盛世调吉水 古都遗博珍：南水北调中期一线工程北京段出土文物》获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考古史·元代卷》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通州考古工作站位于兆善大街附近，周边一栋栋崭新建筑正拔地而起，却与在此工作多年的孙勐没能形成强关联。孙勐忙碌在通州的历史光影里，“活”在刘邦、王莽、刘秀的年代，确切地说，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路县故城”。

今年是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进行的第九年，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了西汉古城遗址，通州的建城史由此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考古研究工作同年启动，孙勐常驻通州。

路县考古中发现的文物，不像诸侯帝王陵寝勘探那般闪耀吸睛，很多是挺“生活”的发现，一百五十多座两汉水井、战国时期水稻遗存，3年前刚发现的魏晋时期铜熨斗、铁农具。提起这些，孙勐津津乐道，“文物没有高低之分，越普通的东西，越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生活。”

发掘与整理仍在继续，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二期年底完工，会与园内博物馆同步开放，将结合考古现场，打造成公众全过程参与考古的遗址公园。这座曾活跃在两汉时期的古城，穿过两千年历史尘烟，再次被公众看见与感知，孙勐觉得，那是副中心城市文化的“根与魂”。

2024年8月14日，路县故城考古发掘过的部分地方已经变成遗址公园。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找城墙

孙勐被晒得很黑，那是长期露天工作的标志，他右手臂上有如鱼鳞般脱皮的痕迹，晒伤刚刚痊愈。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他在考古工地上发掘，总爱备着藿香正气水，辛辣的口感，能让自己舒缓一些。

从考古工作站出来，穿过一大片空地，再向前走七八百米，远远地看到土黄色的城墙矗立，“我们到了，穿过这个城墙，就是路县故城的城内。”孙勐话语间有种“到家”的得意。

这个点位对孙勐很重要，8年多以前刚到路县故城的时候，他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找城墙”。

路县故城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城池。西汉刘邦年间，设路县并建城，属渔阳郡；王莽改路县为通路亭；东汉恢复西汉旧称，但改“路”为“潞”，始称潞县。如今考古勘探的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遗存。

“大家都知道，这片范围内有个古城，可具体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因为整座城都埋在地下。”城墙是确定古城位置最基本的标志，“如果你跟北京市民说，这里有个路县故城，起码要有城墙。”

古城到底还存不存在？孙勐当时对此有些担心。

此前同事黄兴、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等人已找到一段东西向城墙，但需要确定是南城墙还是北城墙。“城墙的北边是运潮减河，如果这段城墙是南城墙，那么整座城有一大半在河里，基本被破坏了，没必要再进行整体保护了。”孙勐说。

2016年7月，孙勐作为路县故城考古项目负责人，正式进入路县故城考古工作站，和2015年底到达的之一批队员会合。那时，他们在村里辗转居住了一年多。十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内，平均要住五个人，每天早上5点起来煮一锅鸡蛋，6点他们就来到工地干活。

城墙的位置和当时副中心的规划息息相关，太多目光聚焦在这片工地上，等待一个明确的结果。

“心里确实着急。”孙勐说，“给了你时间，让你去做这件事，假如地下明明有古城，你没有找到，规划确定以后，开工建设又发现了，这算失职，直接影响后续的文物保护。”

2024年8月14日，孙勐在讲述发掘过程。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那时，路县故城上的古城村刚刚搬走，工地上覆盖着大量建筑、生活垃圾。孙勐等人艰难拨开杂物，用手中的洛阳铲，一点点探进土层，寻找城墙的夯土遗迹。考古清理工作没用机械，全靠人工，遇到洛阳铲探不下去的地方，他们就换个位置再探。如此反复，经过两三天，终于在东面找到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墙。

“找到两面墙后，南城墙和西城墙的勘探就顺利多了，最终让四面城墙闭合就可以。”孙勐说。至此，深埋于地下的路县故城轮廓终于浮现。

2024年8月14日，路县故城考古工作站，孙勐在了解发掘情况。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大遗址

城墙找到了，边长近600米，光城址本体就相当于142个足球场，这还不算城外遗址区与墓葬区，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遗址”。北京通州发现了一座典型的汉代中等城池，孙勐为此松了一口气。

但是，找到城墙之后呢？他有些迷茫。来路县之前，孙勐从未接手过大遗址项目。“大遗址包含的内容太复杂，不像单纯的墓葬区，工作量很大，需要有整体意识。”因此，他只能边问、边干、边学习。

咨询了专家意见后，他带领队伍着手开始寻找城的其他必要附件——城壕、护城河、汉代人类活动层。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城的年代、形制终于大体确定。一年多的时间，孙勐等人共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了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2017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项目从25个终评项目中成功入选。那时，除了路县，还有其他考古工地同时开工，孙勐忙得焦头烂额，没有想到真能够获奖。在他看来，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自己“沾了最终汇报的光”。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能够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考古，而且能把原址整体保护下来，对以后北京甚至全国的考古工作，都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孙勐说。

2024年8月14日，路县故城考古工地，工作人员在继续发掘遗址。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文物没有高低之分

1979年出生的孙勐，大学是历史文博专业，2002年，正赶上北京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招人，孙勐应聘进入该所，真正成为一名考古人员。这些年，他先后参加了北京奥运场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基建考古工作，并参加了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房山金代皇家陵寝等的发掘。而更多人知道孙勐这个名字，是从路县故城开始。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勘探与研究工作，让一座古城得以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被发现后， *** 部门随即决定在这里建设遗址公园，出于遗址保护和公园建设的考虑，位于遗址西侧、原计划建设的京唐铁路和城际联络线铁路规划被紧急修改。

规划中的铁路线从西南贯向东北方向，而这里正是路县故城城墙的勘探位置。为了保留住掩埋在地下的古城墙，原本在地上建造的铁路线被改为地下，深度达到19米以上，从而绕过并远离古城墙。

此后，路县故城的发掘仍在持续，不时带给人惊喜。2020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较为集中地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炼渣、炉壁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这是首次在路县故城遗址周边发现大规模的冶炼相关手工业遗存，为研究汉代路城地区手工业及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最明显的就是铁器，汉代冶铸铁器的水平是很高的，如出土的铁轴承、棘轮等，可以看出当时汉代在世界上的冶铁水平是一流的。木材的加工水平也很高，但北京的气候、水土很难保存下来。”孙勐说。

最令孙勐惊叹的是一百多座水井的发现，水井又多又密，有土井、木井、砖井等，部分出土陶罐。2021年，孙勐等人还首次发现了魏晋时期的更大规模窖藏，出土一百多件器物，包含铁器、铜器等。“光铜镜就有8件，还有铜熨斗、铁烛台、铁农具等，很有意思。这些器物摆放整齐，给人感觉是有意识地埋藏，可能跟时代战乱有关。”

“路，是县一级的城市。它不一定像当时的核心地区那么发达，但处在农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很重要。”孙勐说，“文献记载显示，汉代的城市跟唐宋以后的开放型城市很不一样，城里面有军队、仓库、衙署、市场、学校，官员或有钱人可能会住进来，但普通的居民都不住在城里，汉代城市还是以政治功能为主。”

2024年8月14日，路县故城考古工作站，修复的出土陶器。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路县考古，并不像皇陵或更早的商周时期那般，出土的文物总能吸引公众好奇的目光。更多时候，孙勐和同事是和普通的陶片瓦罐打交道，默默无闻地进行记录、修复、研究。

在孙勐看来，文物没有高低之分。“越普通的东西，其实更能反映出真实的生活面貌，考古要得出的，还是对当时社会整体的普遍认知。”孙勐说，“等级高、精致的文物，能反映当时最发达、最顶尖的工艺，但这代表的只是处于社会金字塔尖的那部分人，这也是社会关注点和考古研究关注点的区别。”

今年是路县故城考古发掘的第九年，孙勐将和同事把遗址东部一千平方米的城址区揭露出来。“大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比如，殷墟考古和研究已经持续了近百年。只有通过持续考古和研究，才能不断补充、完善认知。”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