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古老的石窟寺

在位于河南的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文物保护考古学院，学生们正在石窟寺保护修复技术实训室内上课。　　张怡熙摄（人民视觉）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现存大小造像59000余尊。云冈研究院的“文物医生”团队扎根石窟，通过建立档案、数字化技术采集、文物保护修复等多种手段对石窟进行“望闻问切”，加强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图为在云冈研究院可移动文物修复室，工作人员在进行除尘作业。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图为游客在大足石刻景区游览。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在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游客体验“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作为中国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以及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中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据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

在日前于甘肃省敦煌市举办的“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中国石窟寺保护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热点。

保护水平提升

“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在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如今，融“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理—保护修复”于一体的中国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成为共识，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保护石窟寺的答卷上，各地积极探索。云南省建立石窟寺本体和环境监测体系，为石窟寺保护工作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奠定了基础；在山西，山西大学牵头并联合多所高校、石窟研究机构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培养综合性拔尖创新人才；甘肃省自主研发出古代壁画、土遗址保护及文物数字化成套技术，建成投入使用全国首个文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为深入探索文物病害的成因、机理、防控、防治、修复等科技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平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凌明表示，自1950年至2024年，中国石窟寺保护从初步的调查阶段到科技创新的深入应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保护理念。“中国石窟寺保护的历史成就，主要涵盖了四大石窟的保护加固工程、环境清理与除险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研究。”

在凌明看来，当前，石窟寺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科技创新机遇，石窟寺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石窟寺保护的方向包括深化国际合作、推动科技赋能、加强人才培养等。通过这些提升和进步，实现石窟寺的可持续保护和利用，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也点赞了中国石窟寺保护成效。他表示，中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取得出色成就，将传统技术与尖端科技相结合，以数字化的方式记录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等遗址，为全球的遗产保护工作树立了榜样。

推动科技赋能

相关专家表示，近年来，石窟寺病害机理研究、勘察技术、保护加固技术和展示利用技术等快速发展，多学科联合攻关模式逐步确立，石窟寺保护中，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据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敦煌研究院依托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逐步总结形成了古代壁画彩塑、石窟寺崖体及土遗址保护加固、石窟监测预警、文物数字化等成套关键技术体系。

“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敦煌研究院管辖的6处石窟寺的日常保护管理，并推广应用于16个省（区、市）的2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敦煌经验和有力支持。同时，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举办30多场数字化展览，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游客参观模式，有效缓解了旅游开放和文物保护间的矛盾，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借鉴思路。”苏伯民说。

当微生物遇上石刻文物会如何？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刘汉龙带领的团队提出的微生物修复文物新技术，比使用有机或无机修复材料加固修复效果更好。

刘汉龙表示，目前，石窟寺文物存在开裂剥落、结构失稳等病害，对文物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构成一定威胁。针对上述病害的现有保护材料存在可溶盐多、强度较低、老化变色等不足，可能给文物造成新的保护性破坏，迫切需要开发和推广相容性好、耐候性强、绿色环保的文物保护修复新材料和新技术。而新兴的微生物岩土工程是将微生物矿化过程应用于岩土工程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中对提高土体强度、渗透性等基本性能具有显著作用。该技术在地基加固、风沙治理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这一技术也受到岩土文物保护相关研究人员的重点关注。

“基于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我们团队提出了石质文物的补配修复 *** 和可移动文物（如陶器、骨、角蛋白文物）的粘接修复 *** 。通过大量的宏观和微观实验，验证了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对石质文物、土遗址和可移动文物等修复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并且具有兼容性好、强度高、耐候性强、绿色环保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应用于大足石刻和红井纪念碑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基于微生物矿化的加固技术将为岩土类文物及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提供一种新思路。”刘汉龙说。

重视国际合作

石窟寺保护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研究和技术的综合工程，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尤为重要，这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极端天气增多，突发性气候频发，石窟寺保护面临的问题更加多元，石窟寺保护研究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随着气候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累积，石窟寺保护面临更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还影响着全球的石窟寺，研究保护更需要国际合作。”夏泽瀚说。

来自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高级项目专家玛萨·丹玛斯介绍了《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的诞生过程。该导则由中外专家共同起草、编制，为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研究、利用、管理提供指导。

据了解，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此外，中国文物保护机构还与东京艺术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著名机构联合开展石窟寺保护研究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

以大足石刻为例，大足石刻研究院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国际合作，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不仅开展了广泛交流，还合作开展了“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保护”等项目，为实现大足石刻的长远保护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韩国文化遗产专家赵相淳对中国石窟寺保护经验早有较多了解。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技术研究人员，他尤其关注到敦煌研究院关于数字化和风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中国的石窟寺保护经验对韩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借鉴作用”。

“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加强和保护水平的提高。”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中国也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合作当中，支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更多地“请进来”“走出去”，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链 接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在“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表示，在世界遗产的石窟寺门类中，我国石窟寺数量位居世界之一。石窟寺的选址建造，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环境观及对“依山傍水、负阴抱阳”格局的理解。石窟寺遗址的窟龛及造像与自然山川、寺院建筑相互交融，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