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军：我的父亲王中 （口述史）

张力奋 采访并撰文

今年是新闻教育家、共和国新闻理论先行者、复旦大学新闻系前系主任王中教授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去世30周年。12月6日复旦新闻学院为他隆重举行“致敬大师”纪念研讨会，回顾他坎坷、传奇的革命与学术人生。有关王中先生，留存的记录很少，其同辈知交及子女多已离世。以下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近年对王中先生小女儿王进军所作的访谈口述史，取自他即将完成的一部新著。王中夫妇育有四子女，王进军与父母共同生活时间最长，跨越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即复旦时期。特独家发表此文，纪念这位以学识与风骨载入中国新闻史的教育家。

与王中先生我仅有短暂接触。1980年我考上中国最早创立的新闻学府——复旦新闻系。此时他已 *** 复出，再任系主任，“又回来了”。他为79级最后开了“新闻学概论”，从此不再授课。轮到我们这届，他只出现在“概论”开堂的之一讲。他身着肥大中式棉袄，蹬布鞋，平头花白，如松针直上，远看有点鲁迅的味道。他是个老烟枪，边讲课边吸烟，紧要处就狠咳几声，要我们讲真话，以布鲁诺为荣，以姚文痞（姚文元）为耻。他抽烟有范，对得起他江湖名声，夹烟的几根指头熏得蜡黄，似乎也能点着。头堂课，课间休息，他坐讲台后继续抽，同学们上前提各式问题，男生居多。提的具体问题与他的回答全都忘了，只记得他中气十足。再有接触，已到三年级。那年三月份“学雷锋见行动”，我和几个同学被系里分到王中先生家大扫除，就在复旦之一宿舍，只见客厅书报杂志纸片满地，东一堆西一摞，我们难以下手。他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又不忍干扰学雷锋，只能让我们象征性地做好事，在烟雾中聊大天收尾。毕业前又去他宿舍要过纪念册赠言，还是要我们讲真话。他一口山东话，正合他革命者的身份。我毕业留校，每学期开大会总会遇到他几回，恭敬叫一声王老师。那时他腿脚已荒，老态已现，也不愿多说话。有时由年轻同事用自行车把他从宿舍接来，让他坐后边行李架上，有时推行，也有骑行的。若干年后同事告知此情，除了说他太冒险，觉得很像那年头的中国。

2016年我重回母校任教，结识王中先生小女儿王进军。每次见面或餐叙，我总要问她父亲的事，后来得她信任，正式做访谈。因复旦老屋失修漏水，王中先生仅存的一批手稿遭毁。她给了我几本抢救回的王中先生手稿，都写在当年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包括短诗。访谈换过不少场景：她家里客厅、餐厅、微信、 *** ，一小块一小块完成王中先生的拼图。拼图尚末完成。

以下是访谈口述史全文：

父亲王中给我取名进军，是因为我出生时，中国人民 *** 已经解放了上海，正向全国进军，我的名字取自于当时“南下进军”的口号。他与恽逸群、张春桥等 *** 文化人是1949年5月份随大部队开进上海的。作为新政权的军代表，他们一队人马的任务是迅速接管上海的新闻机构。那年他35岁，带着母亲、我大姐、大哥进入上海滩。进城后，他与家人被安排住在思南路（当时叫马斯南路）周公馆对面一幢房子里，与同时南下的张春桥一家做了邻居。张家住底楼，我家住楼上。9月22日，我在法租界的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出生。当日，正巧是新中国之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见报，所有报纸都套了红，非常喜气。母亲很高兴，说好像都在庆祝我的诞生。我是老幺，上面有个大姐，两个哥哥，都比我大很多。大姐大我16岁，大哥大我一轮12岁，小哥大我10岁。南下时我母亲怀孕了，当时父母商量说快解放了，这个孩子就留下吧。其时母亲已快39岁，是高龄孕妇，冒险生下我。

我家在思南路居住时间不长。因组织上要父亲参与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当教务长，我们搬到了虹口区甜爱路。我最早的记忆是两岁出头，隐约有家里搬家的印象，从甜爱路搬到江湾复旦大学。当时南下干部都是国家供给制，不领工资，生活用品，包括家具均由 *** 发放。据说父母想把虹口房子里的公家家具带到复旦，都是红木的，很重。不料复旦宿舍全是日式房子，不牢固，家具一搬进去，地板上就发出“吱吱”声响，感觉不安全，就从复旦借了套简单家具。每件家具上，都贴有一张登记证，上有单位、家具编号。后来我知道，这些家具都得每月交租金，工资里扣除。

父亲老来得女，对我很宠爱，喜欢带我到处走。那时复旦之一宿舍门口有三轮车，他就抱我坐上车，教我一路唱歌，到复旦上班去。他还带我去中苏友好大厦兜风。几位邻居也很喜欢我，比如住在隔壁的肖纯锦夫妇。肖先生是陈毅元帅的老师，曾经赞助他，有恩于他。解放后，肖先生在江西老家被人诬告，陈毅在上海当市长，就把他安排在复旦教书，成了我们邻居。他孩子在外地上大学，我经常泡在他家，爬地上玩。他家里有株红珊瑚，养在水里。肖纯锦先生常教我识字，可以称为我的启蒙老师，认得字多了，就可以看句子，连猜带蒙的就看懂了，那时有本儿童小书好开心呀，坐在1号和2号中间的石台上看书是我最喜欢的事。隔壁2号二楼是周予同教授，历史学家。他在上海市里有房子，只是来复旦上课时才过夜，见到不多。那时江湾五角场仍是郊区，隶属宝山县，离市中心很远，进城才是去上海。另一位喜欢跟我玩的，是住之一宿舍17号的陈望道先生，已任复旦校长。他很喜欢小孩，又没孩子在身边，有时跑到我家，跟父亲说，把女儿借给他玩一会儿，出去走走，白相相，父亲总是很忙，很高兴有朋友带我出去玩。

父亲南下，是供给制，即所有生活资料、日常用品都由 *** 提供，如米、面、油、烟、布料，发少量的补贴，用于买菜等。家里配一个保姆，工资也由国家支付。保姆是扬州人，已过了中年，烧淮扬菜，很好吃，相处和睦。若有公事，父亲可让复旦出车。当时家里没有私人 *** ，宿舍门口有公用传呼 ***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倡导新闻改革，经常被邀外出讲座，有时也带上我。我看到他在车里，拿出口袋里的火柴盒，在上面写几句，就是他的提纲了。父亲好烟，理由是要思考、写文章。他几乎从不喝酒，原因是他心脏不好。我父母都抽烟，家里都是烟味，但从小闻惯了，也没感到不舒服。

1956年，复旦开始评教授职称。记得父亲的月薪250元左右。告别了供给制，每月发工资。父亲爱花钱，主要在吃上。他有时请家人出去吃馆子，尝各种小吃。他爱喝咖啡，有些洋派，买方糖。他特别喜欢吃海货，特别是虾干，也就是上海人说的“开洋”。新鲜大虾晒干了，去了壳，虾肉干就是“开洋”。他喜欢把“开洋”当零食吃，经常抓上一把放进口袋，想吃就抓一个。他下班回家，我常去摸他的口袋找“开洋”。他口袋里除了“开洋”，还有烟丝，都混在一起。有了工资，他想吃以前吃不到的东西。他是山东人，虽然不喝酒，但他有买酒的习惯，包括各种名酒。买回家后，他让我打开，一个个尝过来，仔细品味后，再告诉他每款酒的口感。他说可以到外面去吹牛。他抽烟太多，觉得味蕾已不敏感，就让我替他享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

复旦新闻系有不少留洋回国的教授，比如美国归来的赵敏恒，英国回来的曹亨闻，他们关系都很融洽。赵敏恒教授因所谓“历史问题”被抓之后，全家被迫搬出旧居。他夫人谢兰郁就把家里一套沙发放到我家寄存。之一宿舍有很多民国时期的名教授。他们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讲究，家具、穿着、饮食都精致很多。当时复旦宿舍很安全，几乎没有锁门的。我们孩子东串西串，去过很多教授家。不过，陈望道校长家里陈设很简单，没什么特别的记忆。

1956年，全国新闻界思想活跃，父亲积极推行新闻教育变革。1957年他写就《新闻学原理大纲》，引起全国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强烈反响，各地争相邀他讲演，为他1957年“反右运动”被戴“右派”帽子埋下伏笔。“反右”时，他很少在家里或子女面前提起外面发生的事。我最小，才7、8岁，他把我保护得很好。但我从家里时而紧张的气氛，以及父母偶尔的交谈中，可察觉到父亲愤怒和压抑的情绪。他对报纸上那些批判他的文章似乎不是太在意，他在意的是有些文章恶意扭曲事实、违背良知，或有其他动机。对北京甘惜分教授对他的激烈批判，当时他当然有情绪，更多是有些不屑，倒不是什么“敌意”。印象中1957年他从北京开完会回家，情绪不好，有些沉默，话少了，但他在家里从不讲这些事。即便不开心，他在家也从不发火，母亲脾气也好，两人不吵架。我已上小学二年级，小孩敏感，隐约觉得学校宿舍马路上别人会关注我，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家里有很多报纸。我记得是在报上看到消息，点了父亲的名，才知道他被打成了“右派”。我也不问，只是心里知道。他打成“右派”后，家里生活条件马上就差了。他是行政降三级，工资对折。家境抽紧，曾想辞了保姆，但保姆很忠，不肯走，仍在家照顾我们。最后是在五十年代末“三年自然灾害”前夕才回了扬州。

父亲参加革命前，就读山东大学，主攻外文，应该是英文，是个读书人。后来一直为革命办报。有关他作为军代表接管复旦，流传着很多故事。据我所知，他之一次亮相是在复旦大礼堂——登辉堂，做时事报告。很多教授去了，冷眼旁观，并不看好他。那天，他穿着旧军装，别着短枪，矮矮个子，就开讲了。讲演中，不断有台下教授递条子，提问题，父亲一一收下。讲演后，他手拿着一叠条子，一一作答，有人称之“一战成名”。也有人说是“舌战群儒”。此后很多教授接受了他。父亲南下到上海，最后在复旦落脚，应该算是合他的心愿。对当官他似乎兴趣不大。从办报起，他就爱下基层，思想比较自由，他喜欢大学的风格。到复旦后，他与官场上的战友有些疏远了。作为革命者，他天性崇尚“平等”，不管你是谁，多大的官，无论你是教授、领导、扫地工友，他都尊重，一视同仁。作为 *** 人，他把“平等”看成一种信仰，且看得很重。他看不起谋官的。

父亲老家是山东高密县，祖辈父辈都是地主。他本名单勣。在高密单家是个大家族，有荣华富贵，有专用单家祠堂，青砖大瓦房。解放前，爷爷带着我哥姐逃难到青岛，爷爷不幸死于车祸，据青岛的表姐蔡德说爷爷是被美军汽车撞的，她父亲（我姨夫）去收的尸，很惨。解放后，划政治成分，父亲家里还是划了地主，当时还有十多亩地。爷爷生前开了个小药房，帮人看病为生。父亲曾从老家带回来一张牛皮做的席子，很软。夏天睡上面很凉快。据说是上辈人留下的老货。

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情温和，家里大事一般都由我父亲作主。遇到大事，母亲很有原则。父亲被贬后，对她有影响。原来她在复旦是文职，父亲带上“右派”帽子后，母亲就被调到印刷厂当油印工。我常去她工作的油印间，工作累，也脏，但她做得很投入。父亲被“打倒”后，路上跟她打招呼的人少了，领导有时也跟她找点小麻烦。她内心倔强，不为五斗米折腰。母亲家是从河北去山东的，在高密落根。外祖父是高密邮电局长，据说一个局就他一人。战乱失了业，到处教书，并以为人家写信谋生。后来累倒，接回家没多久就去世了。

打成“右派”后，父亲每天仍去系里，有时要参加批判他的会议。不久，中央指派李龙牧先生从北京到上海，某种意义上是接管王中主政之后的新闻系。李家一搬进复旦，就成了我们的邻居，临时搬进周予同教授曾住的2号二楼房间。李家一家五口，夫妇，加上三个光郎头儿子，排行第二的是李新，与我同龄，是三年级，转到我就读的国权路小学，还是同班。李家对孩子管教很严，三兄弟每天都要练字。有时路过他们门口，会看到二楼窗口，他们在练字。

作为参与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父亲有“佩枪证”。我从小知道父亲有一把手枪，放在家里最重要的一个小木箱里，两个公文包大小，原木的，没上油漆，里面存放家里所有重要证件、留底的思想汇报，箱子平时也不锁。最吸引我的是这把左轮手枪，可装六颗子弹，一个弹夹。父亲卸了扳机，我就玩拆子弹，拆上拆下。多年后，母亲曾向我提及“反右”运动的事，北京批判完后，父亲很气愤，认为不讲道理，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但念及我年龄太小，就忍住了。他有佩枪证，可以把枪带出门，但我印象中，这把枪一直在家里。“反右”之后，“佩枪证”与这把枪，仍留在家里。可能上级部门忘了，几年后才通知收回。

母亲与父亲是高密同乡，比父亲大三岁，知书达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当时是家族包办婚姻。后来也随父亲参加了革命。父亲是独生子。他们应该是在1930—1931年光景结婚的。搬入复旦后，母亲先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到印刷厂，再到经济研究所工作，在资料室。

父亲大学的专业是英语，小时候听过他的“山东英语”，他用山东话说顺口溜“来是康木去是狗，小黑人尼咯喽”。听得我哈哈大笑。五十年代，家里没见过什么英文报刊，有时会看到他记下的英文单词。那年头，了解外文讯息很难。复旦教授家里一般都有收音机，我家里没有。六十年代，上海时兴矿石收音机，自己买零件装。我们邻居复旦党委书记王零的大儿子很聪明。矿石机装得很行。父亲买过一个，小小的，用耳机，我经常跟他一起听。

戴上“右派”帽子后，门庭冷落了。记得有位名叫夏津的高密老乡常到家里小坐，他是从高密考到复旦的学生。听说他挺有才气，也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打零工为生。几位在“反右”中受父亲牵连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如邵嘉陵、葛迟胤，与我家一直有往来，常与父亲聊天。

他的心境到了1960年代初，好了不少，性格也回来一些，不再低沉，又开始忙碌起来。他被安排在新闻系资料室做事，与同事们也有说笑，晚上在家读书，睡觉很晚。打成“右派”后，我家还住在原来的1号，2号是当时的复旦党委书记王零，居住条件倒没变。他很快开始了对“三民报”的研究。“三民报”由 *** 元老、报人于右任创办，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也称“竖三民”。他为何研究“三民报”，我不清楚，也从未与我说及。一开始，他每天抽上班空隙，翻阅资料室的“三民报”收藏。后来系里好像同意他把合订本借回家阅读，每次借几册，看完归还，再借几册。他几次叫我帮忙到资料室把老报纸扛回家。我见他在资料室情绪不错，与邵嘉陵先生的夫人魏瑸老师一起办公。他还学会了装订报纸合订本，手艺还不错。

研究“三民报”让他又有了做事的冲动。夏天复旦宿舍树木多，又在郊区，到处是蚊子。我们睡觉都用帐子。他想出一个办法，把桌子、椅子用一顶蚊帐包起来，他坐在蚊帐里面读书报，时常读到很晚。除了“反右”初期的低落，他对政治比较达观，看得开。他认为政治是会变化的。虽然他的仕途、政治生命已至终点，但他更加勤于思考，做自己想做的事。哥哥姐姐回家，他常与他们聊国家大事。父亲政治上受贬，对家人的影响很重。比如两个哥哥一起考大学，都过了分数线，但因政治问题，最后只能录取一个。大哥落榜，不得不去拉劳动车谋生。次年再考只能填报政审要求低的学校和专业。姐姐在北京的单位受到歧视对待，事业停滞，不再提拔。印象中，我们从未在父亲面前埋怨过，说他连累了我们。也不记得他对我们表示过什么歉意，只是反复关照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他提醒我们什么都不要写也不要记。他自己也从不记日记，只记在脑子里。我上学时，读得很轻松，因为从来不背任何东西，也不额外写作文，以至于现在对写文章都有后怕。

戴上“右派”帽子后，曾有一阵子不准父亲看《参考消息》，后来又允许他订阅，不知是否与1962年他被内部摘掉“右派”有关。1964年，他被调到教务处理科组，待了几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事后，父亲曾在私下与我们提及，因为打成“右派”，让他在“文革”逃过一劫。“已是‘右派’，我死老虎一只，最多陪斗陪斗，枪火落到在位的领导头上。”“文革”开始不久，复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延安年代的老革命陈传纲自杀，让父亲震动。陈传纲年轻时曾在复旦就学。1940年赴延安，任过很多职务，延安整风时吃过苦头，一直戏称“老运动员”，性情达观。对陈自杀，父亲极不理解，为之痛苦。“文革”中，作为摘帽“右派”，父亲被派到复旦游泳池监督劳动，主要任务打扫泳池，很重的体力活。他还是老样子，保持低调，情绪平稳。

1967年，复旦的造反派夺权后，一批当权得势的工人要改善居住条件，想搬进之一宿舍，一批被打倒的校领导和教授不得不搬出去，或让出一部分住房。学校命令我家搬去汽车间，我妈和我去学校申诉，说她是革命群众。造反派不听，我们只好搬家。汽车间是一排一层矮房，原来是校领导、校方公务用车的车库，临时改建，加了简易厨房，但厕所在外面，公用的，很不方便，这排汽车间，就在现在之一宿舍27、28、29、30号的位置。

汽车间的房子共五家人，1号住的是老张家，开大车的，一直住那里的。我家住5号，比中间几家多了个小厨房。图书馆的潘老师住4号，听说他挺有学问的，后来新闻系的胡志寰老师搬来2号住。我们分到的那户，隔成两间，一前一后，加上厨房，有二十多平米，算是大的。我和母亲住里屋，父亲住外面，还有个临时床，让偶尔回家的小哥住。春节时，如果俩哥哥都回家，父亲就睡小床，哥俩合睡大床。我们从之一宿舍搬走后，住进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的朱永嘉。他原是历史系教师，曾担任新闻系党支部书记，与我父亲搭档，后来因身体原因调回历史系做研究。“文革”中朱永嘉做了大官，但并未给自己谋利，也没搬到市中心好房子，而是留在了复旦。他妻子也一直在厂里做工，并无特殊照顾或享受特权。

汽车间边上，有块空地，就在厕所外面。父亲在那里种花、种菜，有黄瓜、茄子、土豆、山药，收成还不错，省了不少家里开支。汽车间那段日子生活，父亲很快活，家里往来的人也多，大多数是我哥哥和我的同学。我高中就读复旦附中，有三位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她们是市区考进来的。“文革”期间家长都被打倒关起来了。她们多住在西区淮海路那个角落，我在五角场复旦，大人都不在，我们一家家串门轮流住，有时一张床睡几个人。父母给她们生活费，开始自立。父母虽然倒了霉，却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无人管束。为了省车钱，我们常常从淮海路步行到外滩，再搭公交车回复旦。“文革”后，有的当了电视编导，有的出国伴读，最后都移民了，一位留在美国，一位在澳洲，这两位都很有文采，擅长与我父亲对诗。去英国的老友后来回到上海。

初中我考进了虹口区的复兴中学，考高中时母亲觉得我年纪偏小，复兴是五年制的，又看到我父亲老战友的女儿在复旦附中读书，住校后身体都变好了，就让我考复旦附中。1968年，中学毕业，那年已开始知青下乡“一片红”，毕业生都得下乡插队，我插队的地方在宝山县罗泾公社川沙大队，长江边上，与江苏浏河交界。李新去了宝山横沙岛。李家三兄弟，都下乡插了队。逢年过节，家里太小，没地方住。他们只得商量好，轮着回家，你几天我几天。1976年我从农村选拔到上海华东师大培训一年，当数学老师。它只是培训，不属于“工农兵大学生”，也无学位。培训后，我回到公社，在中学教数学。1977年， *** 决定恢复高考，李新在农村报考，考进了他和我父亲任教的复旦新闻系。

外界对我父亲与我公公李龙牧的关系很好奇：两位都是老 *** 员，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李龙牧曾在中央党校任教。“反右”中父亲被贬，李龙牧到复旦接管。他俩性格很不同。父亲活跃，有个性，好发表看法，为人随和平易。李龙牧寡言，不苟言笑，不易接近，很多同事、同学对他敬而远之。后来在与他聊天时才知道是因为他高度近视，听力也不是太好，怕认错人，一般路上都不与人打招呼。他与父亲私下没什么交往。他到任复旦时，父亲已被打倒。两家大人交往不太多，只是小孩一起玩。

李新三兄弟，性格都受他们父亲影响，比较少言沉默，相对而言，李新算最开朗。他与我大哥来往多，是我家常客。高考那几天，他每天考完，都先到我家露个面，聊聊天，再回家吃饭。我哥常说，他来我家是“醉翁之意”，是来看我，我没什么感觉，随他说。李新考上大学后，一位与我们都熟的小学同学看出些苗头，问我，你俩为什么不捅开这层纸呢？并径直找了李新，帮我们安排了约会。我和李新都没谈过恋爱。我和他也从没有单独见过面。既然同学已安排，我们就之一次“约会”了。那天下着小雨，晚饭后，我们约在复旦老工会门口，就在大操场边上，两人站着约会，站着聊天，一直聊到快九点钟。李新家到上海时住复旦学生宿舍，10点熄灯，得赶回去。回想起来，这次约会极其奇怪，难以理喻。见面时，我们居然没谈任何“感情”，也无铺垫直接讨论了“毕业后怎么办”，直奔结婚主题。李新回家跟父母说，我们谈恋爱了。他妈的反应是：“你们不是早在一起了吗？”我也将此事告知了父母。父亲反应很简单：“你觉得好就行。”没别的话了。

1979年李新还没毕业。我们先领了结婚证，当时我家住之一宿舍28号，他家住29号。1980年，我们两家办了喜酒，就两桌，仅邀双方直系亲友，我姐夫掌勺。那时父亲已正式 *** ，官复原职，重新担任新闻系主任。新生活就此开始。父亲复出后，给高考恢复后的新闻系本科生上过“新闻学概论”课。1980年因年龄与健康原因就不再教课，只是为“新闻学概论”讲之一堂课。他只招过一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李良荣，毕业后一直在复旦任教。后来父亲又收过两位博士研究生，即高冠钢和武伟，现在他们都在美国。毕业后，李新进了《新民晚报》。恢复高考后，我几次想考大学，父母都劝我别考了。他们动荡多年，都求安定，不希望我离开。加上我工作的中学就在五角场，离父母家很近。父亲说，安定的生活很难得，大学不考也罢。我有点不甘，但最后接受了命运。

王家与李家两位家长，仍没什么走动，君子之交淡如水。每年春节过年，我父亲或公公会到亲家那儿小坐，拜个年，我称之为一年一度礼节性拜访。为了新闻学院50周年院史展，我居然找到一张父亲与公公李龙牧在家里的合影。我记忆中，从不记得他们在一起合过影。记忆总有漏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