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和李建成谁占据优势 李世民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

今天历史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玄武门之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储事件，原本是一起宫廷政治斗争，比拼的自然是政治资本；而在当时的唐朝统治圈、乃至整个关中统治核心区，李建成的政治实力是远超李世民的，这就是他在兄弟博弈中一度占据上风的原因。

而李世民的厉害之处在于，面对不利局面，他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成功地把政治斗争变成了军事冒险，从而扬长避短、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让自己人带兵，这是李渊的一大特点。公元617年，他在太原起兵的时候，让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二儿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老四李元吉则镇守太原。这是典型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到了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世子李建成水到渠成地升级为太子。作为王朝的储君、“副皇帝”，这一身份事关政权的稳定，自然不能轻易外出，更别说冒着风险带兵打仗了，因此，在接下来的统一战争中，指挥军队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李世民身上。

在随后的五六年间，李世民几乎独揽了统一中原和西北的战功，李渊则以加官进爵予以回报。在公元621年平定王世充后，李世民的待遇是“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此时他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自然引起了李建成的不安，双方的政治斗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白热化。

我们可能会形成这样的认识：既然李世民战功赫赫、手下名将云集，碾压李建成还不是小事一桩？实际上这是个误解，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当时的唐朝，是一个有体系、有制度、运作正常的稳定政权。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军队是受严格管束的，政治主导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李世民战功确实可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了私自调动军队的权力，他的军事指挥权来自中央朝廷的赋予；同时，他并不是唐朝唯一的统帅——当时的唐朝行军大总管众多，都是由朝廷直接委派；李孝恭、李元吉也曾奉命独自带兵打仗。

此外，李世民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不少文武人才，但有两点我们要注意：

其一，从逻辑上而言，这些人首先是唐朝的臣子，随后才被指派给秦王府，调动他们的权力来自李渊。比如在公元622年，李世民击破刘黑闼、进逼徐圆朗时，李渊一直诏书，让他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李元吉、只身回朝汇报情况；不久后这些人马在李建成的指挥下彻底扫除了刘黑闼势力。在公元626年，突厥来袭，李渊一声令下，众多秦王府武将都被调给了李元吉管辖。

其二，我们都知道李世民手下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猛将，但唐朝的猛将可并不都在秦王府。

公元620年窦建德带20万大军幽州，唐将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俩率数百人的敢死队绕道敌后发动奇袭，窦建德军阵型瞬时崩溃、被斩首数千人，这一风格跟秦琼毫无二致。而薛万彻，后来在玄武门率兵打得秦王府将士“大惧”。

同时我们别忘了，除李世民外，那时唐朝最著名、最有实力的异姓将领：李靖、李世勣，其实都不是秦王府的人，他俩都曾直接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

根据北周自隋朝以来的军事制度，军队实行将、兵分离模式，像李世民这样的统帅，手下并没有常备军。在非作战时期，他得待在长安城；当军情需要时，才由朝廷下发诏令、发给兵符，其后调动府兵随其作战。战事结束后则随即解散，将领回朝复命、军人回家种地。

而在玄武门之变前，由于统一天下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当时的李世民长期留在长安城，是没办法指挥、调动军队的。在这里，他的综合实力被严格束缚，可以与李建成做个全面比较。

李渊在位时，哪些人在唐朝最有权势？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诏令来管窥一斑。

公元621年，李渊下令将铸币权整合为国有，民间不得私铸。不过，有三个人享有特权：李世民、李元吉各自被赐三处官炉，裴寂被赐一处官炉，也就是说，这仨人可以自己造钱用。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当时的唐朝政治圈，最有地位的人有五个，分别是皇帝李渊、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宰相裴寂。

而这五人，实质上形成了三派：皇帝李渊和他的死党裴寂，同穿一条裤子的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里面，李世民是最弱、且被孤立的一派。

首先，在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已经当了六七年的太子，他常年待在关中、镇守长安，辅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其政治经验、人脉远非李世民可比。

我们举个例子：李渊就像像现代公司的总经理(上面没有董事长)，李建成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唯一)、内定的接班人，而李世民则是负责重点市场业务开拓的总监(业绩更好但并非唯一)。假设我们是不归李世民管辖的员工，咱们会拍谁的马屁、主动靠近谁？

答案不言而喻。毕竟对大唐中央朝廷的官员而言，自己的地位、富贵是李渊授予的，未来则维系在李建成身上；李世民在外打仗确实牛，但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毕竟双方不是一个山头的。

其实这就是李渊常年犹豫不决、不愿意更换太子的深层考虑。李建成身处权力中心多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如果擅自改立储君，势必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

至于李元吉，虽然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不佳，但在历史上，他实际也是一位军事统帅。公元621年唐军围攻王世充，当李世民分兵前去虎牢关迎击窦建德时，率军继续围攻洛阳城、并且设伏大破敌军的，正是李元吉。

那李渊和裴寂站在谁一边？看似中立，其实偏向李建成。

面对争储风波，李渊看似和稀泥，但我们从两件事就能看出他的真实态度：

其一，公元624年，庆州都督杨文幹造反，而此人则是李建成的铁杆心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当消息传到长安时，李渊震怒之下将李建成监禁，并且派李世民前去平叛。

但在接下来，李元吉、后宫嫔妃轮番在李渊身前劝解，名义上是天策府司马、实际上是李建成亲信的封德彝也在朝廷里四处活动，李渊很快改变了主意，不仅放出了李建成，甚至还安心地派他回长安镇守。

其二，公元626年，为了肢解李世民的团队，李建成、李元吉在李渊的支持下，首先将李世民的智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随后，又以突厥来袭为由，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精兵猛将全部调配给李元吉。李渊何等人物，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这只有一种解释：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李建成逐步掏空李世民。

至于裴寂，则一向跟李世民不对付。公元619年，裴寂与李世民的死党刘文静起了冲突；最终，由于李渊拉偏架，为李氏太原起兵立下头功的刘文静被以“涉嫌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处死，李世民百般活动也无济于事。这件事也在父子的心底埋下了一根刺。

综上来看，在玄武门之变爆发前，李世民一方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在军事力量方面，他也完全处于弱势：当时的太子府拥有从各地招募来的2000精锐护卫军，名为长林兵，同时还有李元吉的部属；而李世民手下仅有800私自豢养的死士。

不过，李世民拥有三大撒手锏：

之一，一些已经与他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文武。除了大舅哥长孙无忌外，还有尉迟敬德、张公瑾、侯君集等死心塌地的死党，这些人是众所周知的秦王府核心干将，他们与李世民是唇亡齿寒的关系，除了随着他孤注一掷外，这些人没有其他选择；

其二，李世民久经沙场，而且多次在不利的局面先实现翻盘，由此形成了一流的军事嗅觉、隐忍而狠辣的行事风格，他要么不动手，一动手就会一剑封喉；

其三，李世民早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拉拢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在东宫的旁边、李建成眼皮底下布下了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这证明，他早就为发动军事政变做好了准备。

因此，随着李建成的步步紧逼，李世民孤注一掷，展现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作风：

首先，举报李建成“秽乱后宫”，以此打乱李渊的思绪，迫使李建成进宫对质；

随后，李世民通过常何，在半夜带人经玄武门潜入皇宫埋伏。

其三，待李建成进入埋伏圈，关门歼“敌”，李世民更是亲手射杀自己的兄长；

最后，派尉迟敬德逼宫，李渊看清形势下令内外军队听从李世民的指挥，形势随后归于安定。

实际上，上述过程就是李世民军事战术在宫廷内的上演而已，这对他来说简直手到擒来。李建成虽然也多次带兵打仗，但在军事战术方面显然落后于自己的二弟，由此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对方一举翻盘；否则的话，以他在长安里的力量，清除李世民势力、巩固太子之位，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