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的张居正如何用一篇文章骗过皇帝？
万历五年， 张居正的父亲——七十四岁的张文明患病， 张居正本想请假省亲， 恰逢宫中筹备皇帝大婚， 作为首辅， 他是无法脱身的， 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告假。不料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亲遽尔病逝。二十五日， 噩耗传到北京。次日， 张居正的同僚、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上疏奏明皇上， 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 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
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 嫡亲父母丧事， 以闻丧月日为始， 不计闰二十七月服丧， 期满后， 再出来视事， 谓之起复。虽然前朝也有丁忧“夺情”的先例。但是， 这样做不符合明代的典制。
大臣吕调阳、张四维希望皇上“夺情”张居正。神宗本人也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 不愿他丁忧归里， 更不愿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所以他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 随即下旨：只准许张居正在京师的家中服丧“七七” (四十九天) ， 然后“照旧入阁办事”， 这就是所谓“夺情”起复。
如果事情是神宗的真是意图想法无可非议，然而这件事情的背后却是张居正与冯保的一场精心策划。
按人之常情及祖宗旧制， 必须丁忧守制， 但张居正大权在握， 新政正在展开，他不愿因丁忧而离任二十七个月。但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压力， 必须妥善策划一个两全之计。就在吕调阳、张四维上疏请皇上“夺情”之前， 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密谋策划， 竭力促成皇上“夺情”之局。
“大冯保， 挟冲主， 操重柄， 江陵 (张居正) 素卑事之。新郑 (高拱) 既逐， 保德江陵甚， 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 念事权在握， 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 然后报讣。次辅蒲州 (张四维) 进揭， 即微露其一斑……疏入， 漏下已二鼓。昧， 特旨从中出， 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 内阉持司礼之命络绎而至， 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 令小史扶掖内阉， 乃叩头谢， 强之立而受， 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由此可见， “夺情”虽出于皇上旨意， 却是张居正与冯保事前谋划好的。《万历邸钞》万历五年秋七月条“张居正闻父丧， 诏夺情视事”， 有如下说法：“居正闻丧， 初辞疏， 即云守制是常理小节， 且云有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何恤訾议；再恳辞， 忽且请留京守制， 以次子驰驿回籍营丧事。盖其自为计非朝夕， 以故讣疏方上， 而慰留即下云。”可见张居正本人并不想丁忧守制归里， 又不便直说， 便通过冯保要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挽留， 而张居正则言不由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乞求归里守制， 目的在于遮人耳目。
为了应付舆论， 张居正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九月底， 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 以表示他对皇上“夺情”的反应：“臣在忧苦之中， 一闻命下， 惊惶无措。臣闻受非常之恩者， 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 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这其中， 话里有话， 他强调了“非常”一词， “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 用在“乞恩守制”疏上， 不但牵强附会而且自相矛盾， 只是为下文作铺垫罢了：“如皇上之于臣， 若是之恳笃者， 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 举事草芥贱躯， 摩顶放踵， 粉为微尘， 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 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 徇匹夫之小节， 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张居正本意是希望皇上“夺情”， 又不得按惯例向皇上乞恩“守制”， 所以这篇违心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 且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调是乞恩守制， 却大谈什么“非常理之所能拘”， “何暇顾旁人之非议， 徇匹夫之小节”， 话中之话是要表明“守制”是常理小节， 不必拘泥， 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决心， 如果皇帝坚持“夺情”， 他可以置常理、小节于不顾。无怪乎《实录》的编纂者在记述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时， 要写下这样的按语：“观此， 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可谓一语道尽其中奥秘， 暴露了他与冯保一手策划的“夺情”内幕。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 夺情起复之局终于定了下来。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 于“七七”之后仍入阁办公， 大权继续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