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上任后如何解决庞大的军费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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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在晋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1580年到1644年的近64年时间属于“小冰河期”，气温偏低，极地冰川增加，降雨量减少，内陆干旱，作物歉收，这一系列反应已使大明帝国的财政捉襟见肘，财源一旦枯竭，就开不出军饷、发不出赈济，进而就会出现由饥荒、流贼、内乱、入寇等各种乱象构成的大灾难。
而后金也是在“小冰河期”的作祟下，仅靠渔猎已难于生存，不得不频频入寇抢掠。
所以，在王在晋看来，决定大明王朝生死的并不是后金的强大，而是大明王朝自身的虚弱。当下之计，只能关起门来，多调养，少折腾，等灾变过去，自己的身体强健了，才能把自己失去的要回来。
事实上，王在晋的这种想法，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
东汉开国之初，匈奴趁中原动乱，不断剽掠边境，威名赫赫的中兴之主刘秀却自感国力凋敝，为了与民休息，采取了一系列息事宁人的做法，罢省边塞州郡，将六万余吏民全迁入居庸、常山以东，向匈奴示以忍让、退缩。
甚至在匈奴得寸进尺、一再侵凌的情况下，这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还是一忍再忍，没有因此发动战争。
他的想法，无非是想避免战争，减少兵役和劳役调度，让百姓休养生息。
也正是有了刘秀的内敛，才有了后来窦宪燕然刻石的辉煌。
王在晋绞尽脑汁地想法子，是想在不能开源的情况下，通过节流以保证帝国的正常运作。
他清汰弱卒、裁撤多余的官员，制订修筑八里铺重城的方案……
可自孙承宗上台，一切都变了。
孙承宗为了收复失地，大力扩军，军队一下子就从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而且自八里铺到锦州修“四十七城堡”、“台”数百座，工程浩繁、宏大，耗费庞大。
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来支持孙承宗构建这条庞大的关宁防线，天启朝几乎年年追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饶是如此，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亏空高达1646575两。(《明史记事本末》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
清初，有个叫王一元的人，目睹孙承宗所修城池据点的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钱！”《辽左见闻录》。
但，孙承宗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还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修下去，一直修到将努尔哈赤赶出辽东为止。
也许，孙承宗觉得，只要将防线延伸到后金的地盘，但凭自己的十几万兵力，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
而问题很现实地摆在面前，杨镐兴兵十万，在萨尔浒败了；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到头来，沈阳、辽阳丢失了；王化贞拥兵十五万，广宁同样溃败得不成样子。按照这个情形推算，要彻底消灭后金，没有二三十几万的兵力肯定是搞不定的，而要议兵三十万，国家财政就必须支两千万两白银来凑饷。
天，这两千万两白银从哪儿来啊？！
所以，很多人不支持孙承宗的搞法。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就直言不讳地说：“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语见《明熹宗实录》卷六十)
他提出，“战则有战法”，要战，则秣马厉兵，定好进兵时间，虽然花费巨大，却一次性解决问题；“守则有守法”，要守，就远近安排侦察兵，监控敌情，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严防敌人进攻。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做好持久的准备。“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孙承宗修筑宁远、防区前推进到锦、义等地，虽然名曰“恢复”，但实质上是徒有虚名。这些地方并没有宁前一带所修筑的坚固工事，一旦后金军进攻，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坚守的把握，难保守军不鱼溃鸟散，而若守军果真不能坚守，那当地所囤积的粮食就有落到后金军手里的危险。(详见《明熹宗实录》卷六十)
远在南京的王在晋也不无痛心地上奏章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语见《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
在孙承宗乾纲独断的胡搞乱搞下，王在晋的话很快就应验了。
事实上，孙承宗上任不到一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已经逼得朝廷财政接近透支。
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直言不讳，上书痛斥孙承宗祸国殃民，“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他说，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处的十万军队，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四百万，而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协助辽事单位不得不跟着增兵，又得加饷近一百二十万，两项合计足有五百二十万之巨，逼得“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
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