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的交锋：谍战风云1368~1644（一）
“一过范阳应感慨，归来图画彼山川”。
每当提到谍战，大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电影中克格勃(КГБ)、中情局（CIA）、军情六处（MI6）、摩萨德（Mossad)等，但谍战之说并非西方舶来品，在我国出现更早。姜太公《六韬》中已明确设置间谍编制，即“游士八人，主伺奸侯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即派八个人装成游士，专门侦察敌人动向和意图。
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间谍应是“女艾”。《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朝时，权臣寒浞(zhuó)篡了帝位，少康聚集大批力量，开始复国之战，“使女艾谍浇，使季抒诱豷(yì)”，最终少康杀掉了寒浞的两个儿子浇和豷，加上寒浞已死，夏王朝成功复辟。
谍战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运用极大的智慧和胆识去角逐。《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到战胜敌人要做到“知彼知己者”，才能“百战不殆”。明朝中后之际，东北亚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先有蒙古各部滋扰犯边不断，中有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发兵进攻朝鲜，后有努尔哈赤后金势力辽东崛起，末了内地民变起义烽火遍地，各方都有大量的谍报对抗，可谓是你来我往，精彩绝伦。
01 特殊使命
古代情报工作极其重要，皇帝亲自过问和关注已是常态，以古代军事地理测绘为例：
《汉书.李广苏建列传》：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李陵出击匈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地理测绘，为汉帝国提供军事地理情报，并且将相关信息派专人直接呈送汉武帝。
《资治通鉴.卷第196》：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己亥，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李世民派遣军事地理情报官陈大德作为外交使节出使高句丽，对高句丽进行地理测绘，掌握高句丽军事地理信息。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入元大都，元顺帝带着太子、大臣们北上逃往元上都和林（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元朝覆灭，明朝初建，朱元璋的内心深处却并没有对逃走的元顺帝放心下来，他知道元朝的势力依旧很庞大，其“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仍然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毕竟两军交战，情报是重中之重，它影响到中央及各级将领们是否能够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某处战场急需增援，敌人又将战事告急的情报拦截住了，从而导致增援不及时，阵地失守，这一封没有能够送到的情报可能就是引发整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所以，明代对于情报机关的建设格外用心，内有锦衣卫，外有夜不收。明王朝凭借此编织了一张巨大绵密的情报网，在与蒙古、女真诸部斗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预警作用。
锦衣卫的主要职责除了侦察大臣们的行动并随时向皇帝报告外，他们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策反敌方高级军官。例如在成化年间，东北建州女真（后来满清的前身）部落崛起，大有一统女真三部（建州、海西、野人）的之势。
明宪宗朱见深则授意锦衣卫远赴女真腹地刺探军情，锦衣卫不辱使命获得了大量之一手情报，后来朱见深发动对建州女真的打击，是为“成化犁庭”，明军正是靠着锦衣卫有效的情报，在短短一个月内重创建州女真，使得其老实了100多年。
夜不收是以刺探情报为主，设立的间谍机构，主要部署在长城防线的“九镇”各级军队中。世宗时期，尚书夏邦谟陈边备要事“慎间谍之用，请后资通事夜不收人等，遣探虏情”。
《四镇三关志》间谍篇记载：明哨远人属夷巢，内用彼伴领。尖哨探访外夷消息，更番分遣，各侦一夷。暗哨踵接明哨路头。遇有结聚声息，各遣尖哨，潜伏要道，鳞次哨嘹，量地分拨。
可见夜不收的侦查任务并不简单，明代的时候已经有了完善的间谍业务，其中夜不收中的暗哨便属于这一类。由于夜不收主要职责就是监视女真、蒙古各部落，在这种情况下，会番语的夜不收成员，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往往会被派遣到敌人内部，潜伏下来，负责为明王朝传递信息。
情报交流
明朝与琉球、朝鲜保持着密切的情报交流，琉球和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经常向明朝提供关于周边国家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于明朝了解周边国家的动态、制定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塘报制度的建立
塘是明代时所设的关卡，为驻防及传递军情而设，通常是十里设一塘，驻有塘兵。塘报就是塘卡送到官府的情况汇报，可以反映战情，另外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并请求增援。塘报起源于明朝，最初被称为边报，在宋代也有类似的规定。明代以后，边报普遍被称为塘报，由地方官员整理后上报中央。明代设置了提塘和塘马，专门负责打探军情和传递信息，形成了塘站系统，遍及全国。
例如“东江塘报”即由当年的援辽都司毛文龙撰写，用来提供皮岛军情，后由其子毛钰收集。近代学者戈公振研究：“兵部车驾司，于东华门左近，设两机关：一曰马馆，专司驽马；一曰捷报处，收发来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职16员，驻扎各省会，归按察使司管辖，经管该处直接寄京之文报，名曰‘提塘’。此‘塘报’名称之所由来也”。
明代的的保密理论创新
明代著名兵书《兵经》作者揭暄，字子宣，明末广昌人。史载：“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
《兵经》虽然文字短小，但对保密理论有所涉及。比如“秘”字条是揭暄反情报思想的集中展示。作者首先强调“谋成于密，败于泄”，然后具体分析和叙述泄密的种种原因和可能。作者指出：“秘于事会，恐泄于语言；秘于语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梦寐。”作者认为，每一种保密手段都有泄密的可能，要想做好反情报工作，就必须看到这些可能性，并做好针对性预防。
02 漠北之狐
元朝灭亡以后，漠北经济出现巨大变化，蒙古汗国与元朝依赖汉地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城市以及附近的屯田农业迅速垮台，蒙古诸部的经济快速退回到了单纯的畜牧业。更令其处境雪上加霜的则是明王朝的无情的经济封锁，蒙古人进入了比成吉思汗之前还更加孤立的状态。
为了解决最为迫切的衣食等困难，蒙古各部的领主只能通过强盗式的侵略来缓解自己的经济困难。周期性的向明王朝“扰边”，成为他们获得日常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手段，即便他们为取得这些物品而发动的冒险掠夺征战往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血的代价，因为当时别无选择。
1465年，成化元年。也就是朱祁镇刚死的那一年。鞑靼部进入河套地区（当年西夏的龙兴之地），抄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等地。蒙古军事势力自占领河套地区以后，遂于当地驻扎下来。从此，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主要基地，成为明朝中期的主要边患。
成化六年，又有乱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入据河套。他们无岁不深人，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直到大明灭亡，河套都没有收复。
1501年，弘治十四年。鞑靼部达延汗“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
1513年，正德八年。达延汗以五万骑攻大同，取朔州，掠马邑。1527年，嘉靖六年。达延汗两寇宣府，参将王经、关山先后战死。
……此类扰边犯境劫掠之举，数不胜数，直至明亡也未消停。
面对这样的状况，明军的“夜不收”发挥出来重要的功效（具体看参见本号历史文章《军前投名状，暗影戍北疆——大明特种兵“夜不收”》）。古代交通不便，也没有无线电这样方便的通讯设备，只能依靠人力、烽火台这样的预警机制给后方传递情报。陕甘总督杨一清，在其编写的《关中奏议》一书中，记录了一件由于“夜不收”报信及时，让宁夏免了一场兵祸的事情。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十一月（1505年），蒙古人从花马池、清水营拆墙入境，大肆劫掠生活在明朝边境的百姓。不过这支蒙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一行人早已被“夜不收”们盯住了，十一月十八日，夜不收叶章就已经将消息传递给了边军们。
收到消息的二千二百四十五名官军，提前埋伏在了蒙古军队前进的萌城里，只待他们靠近，便一举消灭。二十七日寅时，夜不收马福在石子沟附近，发现了正在进行劫掠的百来个蒙古骑兵的身影，埋伏的官兵们一拥而上，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但由于天色已黑，敌人又都是骑兵，竟被他们趁着夜色北逃而去。
指挥薛麟和守堡百户刘亨不敢轻易追击，便报告给了杨一清，杨指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等自己和宁夏总兵官李祥、副总兵卫勇等人领兵来援后，再做决定。为了求稳，这一等就是一个月，等到兵马到齐的时候，皇帝已经换成了明孝宗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
1506年正月初二，官军完成了从石沟儿，到盐池伏兵的计划。正月初三，百户赵玺奉命带着二十名沿路探查蒙古骑兵的踪迹，到初四辰时，夜不收郭其发现了有数十名乔庄打扮过的蒙古人哨兵，明军配合他的消息成功消灭了这小股侦察兵。
如果说前面的消息，可以看作双方部队的小规模打闹，那沙州迆东枣山墩夜不收周翊、灵州摆拨夜不收刘瑛，两人发现的五、六万蒙古军主力，便是这次信息传递大作战的压轴戏了。
在杨一清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蒙古骑兵从入境开始，几乎全程都在明朝夜不收部队的监视之下，等同于双方在打仗时，一方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而另一方却能了解你的一举一动。战斗到这个局面，蒙古骑兵的结局，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在感叹于明王朝打赢这场漂亮的信息战的同时，我们难免也会被夜不收强大的情报能力所惊讶。
03 东南备倭
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数万明军被倭寇“以矛走之”的情况。沿海百姓对此感到十分恐慌，朝廷亦颇为担忧。在后续的一系列抗倭战斗中，胡宗宪、戚继光等对于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
《筹海图编》
在东南沿海抗倭期间，明军能看到关于日本的情报只有一本《日本考略》，内容特别简单粗略，挂一漏万。《筹海图编》的编写者郑若曾，在明孝宗弘治十六年（也就是 1503 年），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一个书香家族。
倭寇大肆侵扰，郑若曾的家乡受害特别严重。郑若曾对地理和军事问题很有研究，他想帮忙抗倭，就绘制了十二幅沿海地图，还附上了各种抗倭策略。
有人把这些送给浙直总督胡宗宪， *** 督很欣赏他，郑若曾紧接着就被招到幕府里。之后，郑若曾见到了更多的海防方面的文献，还接触到了各种海防情报。在胡宗宪的支持和指导下，他“搜罗以往、汇集时事”，又编成了十三卷书稿，胡宗宪给这本书稿起名为《筹海图编》。
书里记录了日本的地理形势、行政区划、政治情况，中日之间的历史往来等方面的信息。它也详细地记载了倭寇的入侵路径、乘坐的舰船、使用的武器（倭刀）以及战略战术，并且还画了《日本国图》和《日本岛夷入寇之图》，让明军能对日本的国情和倭寇的状况有很深刻的了解。
《伏路条约》
戚继光就非常重视保密工作，反情报是戚继光情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防奸保密工作，戚继光曾亲自制定《伏路条约》，号令三军共同遵守。所谓“条约”，相当于今天的“条令”。制定《伏路条约》意在增加各作战部队（卫所）伏路军官数量，并制定严格的陆路哨守、号令和军法，为三军共同遵守，以利于及时发现奸细并迅速处置情况。
《伏路条约》中规定：“如有警，不分昼夜，责其依照举号，走报贼情。务使表里兼制，内外咸备，令贼无懈可乘。自是以保消奸之念而保金汤之固。”
戚继光意识到，要想使得己方防线固若金汤，必须做到“内外咸备”，令贼兵无懈可击。当发现敌情时，伏路军官必须火速报告，迅速处置，及时制止奸细的阴谋破坏活动。
戚继光为严明纪律，下令：“漏泄军事及夜号者，斩。”在戚继光眼里，泄露军情，夜间无端暴露我方动静的，无论情节轻重，都一律予以斩首，这充分反映出其对防奸保密工作的重视。
戚继光在率明军作战初期，曾屡遭不顺。他在意识到卫所军的腐朽和涣散后，便自力更生，在义乌等地大量招募矿工和农民，充实到队伍中来，使军队的战斗力获得了极大提升。虽然带兵作战一直得益于募兵，但是戚继光对募兵队伍可能造成泄露军机的危害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募兵皆出乌合，贼之间谍，参半其间。”告诫军中上下在做好招募兵员工作的同时，要充分做好防奸保密工作，避免敌特分子趁机混进来。
最早最难破译的密电码
《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最早是戚继光编的密码本。那时候没有电报 *** ，跟朝廷或各地抗倭部队联系、发布作战命令，都靠飞马报信，但倭寇的渗透力也强，又有汉奸带路，送信的万一被截获，军事秘密就曝光。
得益于平素饱读诗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戚继光发明了一套新的军事通讯 *** -反切法，成为世界上最早最难破译的密电码。这套通讯 *** 是用密码传递，极难破译。「反切」是中国古代的注音 *** ，其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第三个汉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比如「冬」，可以注为「都宗切」。至于反切法源于何时，主流观点认为它源于东汉年间，当时人们受梵语拼音文字的启发，发现汉字的读音可以分为声母和韵母，于是发明了反切注音法，
受此启发，戚继光发明了「反切」密码。他还编了两首诗歌，作为「密码本」之一首诗共二十字，取声母:「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第二首诗共三十六个字，取韵母:「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当时，戚继光正在福建作战，当地方言有八种声调，所以戚继光将其按一至八排序。
设想一下，明朝嘉靖年间，某日威继光麾下将领收到传令兵送来的军事情报，展开一看，上面都是一组一组的数字，该怎样解读呢?对照戚继光所编的两首诗歌，--反切即可连字成篇。比如「二十、六、四」，声母第二十个字是[知」，韵母第六个字是「开」，两字相切，取第四声，即为军事中常用的「寨」字。
所以，《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用来作为训练情报人员、通信兵的教材。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找出能超越反切密码的通讯方式。敌人即使截获了军事信件，但一不知道戚继光所编的诗歌，二不懂汉字的反切注音法，看着一串数字，自然不知所云。
领兵打仗是一绝，情报工作更上一层楼，戚继光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