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襄樊鏖兵五年:定南宋生死存亡的一战
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
早在窝阔台灭金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就已展开了对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奋起反抗,直到1271年元朝建号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过,这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日益衰朽,兵疲财溃,势在灭亡了。襄樊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的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也是元朝统治者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南宋而言,襄樊失守,长江中上游门户洞开,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长江天险已经不能阻挡元军的前进;对元朝而言,占领襄樊,元军乘胜自两湖长驱南下,加速了元朝统一中国的进程。要完整认识这段历史,就应寻根溯源,从战争入手,深入分析其胜败原因,以之为鉴明得失。
一、襄樊之战的背景
1234年当蒙古借助南宋的力量灭亡金朝后,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协议把黄河以南的土地交给南宋。同年南宋军队发起了所谓的“端平入洛”之战,北上收复汴京等地,宋军在军事上未做充分准备,粮食又不继,狼狈败回,这次战争揭开了蒙古与南宋战争的序幕。接着蒙古军队横扫大西南,当吐蕃、大理相继归附蒙古之后,除东边的大海外,蒙古已从南、北、西三面对南宋构成战略包围。
此时蒙古统治者认为攻宋时机已经成熟,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在1259年,蒙哥在进攻合州钓鱼城时被宋军炮石击中,死于军中。蒙军败退。此时忽必烈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同时为了北归争夺汗位也无意南征。而此时南宋宰相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借机罢兵北归。南宋与蒙古在江淮一带保持对峙局面。
忽必烈时期,对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所谓“西临关陕,可以召将士;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陲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进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统。”刘整还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刘整的“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二、襄樊之战过程及结果
1261年潼川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刘整以泸州十五郡叛宋降于蒙古,忽必烈以刘整为督元帅。1262年兀良合台子阿术统领南征蒙、汉诸军。在忽必烈结束汗位之争,稳定内部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襄、樊的军事地理价值:“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游。恃大江者非恃,弃上游者弃其所依”。正如元将郭侃所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元军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起全力以赴攻襄、樊,动员了十万以上的兵力,每年在襄、樊消耗的军费约为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主要战略部署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蒙古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之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并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至此,元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