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惠州东新桥前世今生

对于老一辈惠州人来说，再没有另外一条桥比东新桥更具有历史意义。暂且不说东新桥与大文豪苏东坡息息相关，它还决定着惠州古城的格局：桥的东面叫桥东，桥的西面叫桥西。

惠州古城格局向来以“一街挑两城”著称，其实在古人眼里，“一桥连两城”才是最为直观的之一印象。如清初岭南三大家陈恭尹《送梁言公之惠州》：“秋水明诸壑，官桥带两城。”清代沈大成《惠州》诗句：“市桥连百艇，水驿夹双城。”又如黄钊《八月十四夜舟抵惠州登合江楼拜坡仙像作》诗句：“双城断要脊，玉带桥联虹。”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来到惠州，对惠城的之一印象是“两城夹峙江之头，两城交通浮桥由”。

古代的惠州府城和县城，被西枝江相隔，入宋后两城交通只能靠一座浮桥连接。据《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载，宋代广东省内建造的桥梁，一是用岩石砌成的石桥，二是用木为墩支撑的木桥，三是用舟船贯联的浮桥。在惠州，北宋时期由一道一僧主持兴建的东新浮桥和西新木桥，构思之新频，用料之讲究，技术之成熟，堪称广东桥梁史上的代表作。特别是东新浮桥，宋代粤东江河上此桥为最早，比潮州南宋所造湘子桥早七十多年。

明万历《东坡寓惠录》里的东新桥

东新桥是东坡寓惠期间促成的一件最为重要的民生实事。在此之前，两城之间的浮桥多废坏，人们往返两城只能靠小船渡江，经常淹死人。东坡从合江楼迁到嘉祐寺，期间必然多次往返两城，要为惠州百姓修建一座稳固的浮桥，成了东坡的心头大事之一。然而，东坡作为安置惠州的谪宦，手中并无实权实施修桥大计，直至东坡的表兄程正辅于宋绍圣元年（1094）末到任广南东路提刑，修桥之事才迎来转机。

宋绍圣二年（1095）三月，程正辅首次“东按”惠州，此行不仅让东坡从破败的嘉祐寺迁回了合江楼，两人还同游了博罗香积寺，又与惠州太守詹范、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等一起商议筹建东新桥。次年五月，东坡致信程正辅“老兄留意浮桥事，公私蒙利……若蒙支与，则邓道士者可以力募缘成之矣。……但邓君肯管，其工必坚久也”，力推邓守安主持修桥之事。得到程正辅的支持后，东坡即邀请邓守安来惠商议。两个月后又致信程正辅：“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监粪土钱用修桥，……此桥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同月第三次致信请程正辅“示谕修桥事”，对此事紧追不舍，并强调修桥经费“若减省即做不成”。

六月，东坡再次致信程正辅：“桥钱必不足用，学钱且告老兄留取。”修桥经费不足，东坡就捐犀带助之。七月后，东坡又致信邓守安：“桥，想益督工，何日讫事？船桥尤不可缓，不知已呼得斫船人与商量未？惟早定却为妙。此事不当上烦物外高人，但君以济物为心，必不罪煎迫也。”在东坡寓惠期间的书信之中，与修桥事相关的竟有十余封之多，可见东坡对修建东新桥的执着态度。

宋绍圣三年（1096）六月，颇费周折的东新桥、西新桥终于建成，东坡大为欣喜，特为作《两桥诗》，其中《东新桥》曰：

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首摇翻雪江，尾插崩云溪。机牙任信缩，涨落随高低。辘轳卷巨绠，青蛟挂长堤。奔舟免狂触，脱筏防撞挤。一桥何足云，欢传广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鱼龙亦惊逃，雷雹生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奸民食此险，出没如凫鷖。似卖失船壶，如去登楼梯。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使君饮我言，妙割无牛鸡。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自注：二子造桥，余尝助施犀带。 我亦寿使君，一言听扶藜。常当修未坏，勿使后噬脐。

这座东新桥是由木船架板的铁索浮桥。在《两桥诗》引序中，东坡说到东新桥时曰：“惠州之东，江溪合流。有桥多废坏，以小舟渡。罗浮道士邓守安始作浮桥，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由此可知，东新浮桥由四十艘木船用铁索联系，上架木排板行人。浮桥中部用一活动的吊板，留开一个闸口，每天定时把吊板吊起开闸让过往船只通过，浮桥随江面水位升降。苏轼《东新桥》诗云“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形象地展现出雨后江上浮桥的奇观。

“一桥连两城”的东新桥

东新浮桥建成后，成为惠州府县两城最重要且惟一的交通要道，历代修葺不废。据明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记载，正德至嘉靖初年，惠州知府梅吉、李传等皆曾致力修桥。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飓风大作，浮桥崩坏，惠州知府李玘购旧舫补之，然“朽蠹者过半，涉者多就溺，溺而多以鱼腹为殡宫”，这样李玘下定决心重造一座东新浮桥。次年秋，正逢惠府连年丰收，米价高至每斗十钱，但李玘却效仿东坡捐犀带之义举，既不用公款，亦不劳民费，捐俸银一百五十金用以造桥。东新桥“仿其旧而新之，凡为梁二十有五，旁翼以栏，以铁索二维江”。新桥相比旧桥新增了护栏，安全系数更高。除此之外，过去每艘船要从东新桥中过，必须抽钱一百文进入府库，此等陋规李玘悉数废除。1615年，东新桥头因建迎恩亭匾曰解犀桥。

浮桥的一大弊端，是每当洪水暴涨时，浮桥就极有可能会被冲断，又或者当外敌兵临城下，驻守府城的官兵也会将浮桥人为断毁，以保府城安全。最生动的例子是明隆庆三年（1569）正月，叛将周云翔由平山突袭惠州府城，然消息泄露，“临桥已绝，云翔顿足大号失策，遂席卷东平”。一旦浮桥被毁，两岸交通受阻，府县两城马上就会形成“一水隔天涯”的尴尬局面。入清以后，东新桥屡修屡圮的状态一直延续。对此，清光绪《惠州府志》记之甚详：

嘉隆间，桥朽坏甚，岁常溺人，伸威道张子宏檄下大修。国朝顺治初兵燹后，桥船圮坏，渡人以艇，多致覆没。十四年，推官郑钦陛同惠协守备顾石泰捐金修复，以余金买府前直街店三间，岁收租，贮府工房以备修整之用。康熙间知县连国柱、知府吕应奎皆捐俸修葺。乾隆四十四年，知县章寿彭更造，嗣是屡修屡圮。同治四年，桥坏已甚，知府梅启照、邑令完继美倡捐修复，选在城绅士二十人，四季轮流董理，募桥夫二人守之，日缴银壹两，交铺户四间存贮，随时修葺，用垂永久。知府瑞昌有记，勒石桥旁。近年经绅士手将余赀置买店业二间，一在水门横街，一在六角亭街口，又于关口外桥头建造小铺二所，收其租息，以助修桥之费。

自明清以来，惠州官府都有专门维护东新桥的机构，就算是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的革命浪潮云起云涌，当时名为“惠郡东新浮桥管理处”的机构仍出版有《重修惠郡东新浮桥征信录》一书，向公众公开东新浮桥有关收支款项的报告书。

清末时期的东新桥

目前存于瑞士巴色城基督教崇真会的一张拍摄于100多年前的东新浮桥照片，让世人得以领略东新浮桥的昔日面貌。据民国张友仁《惠阳新志》，清末年间的东新浮桥在位置上已发生了些许变化：“清末邑人陈芸甫捐募购地，徙桥于水东街关口之北，创建通济门以联接之，于米街外筑堤，桥之两头遍筑石级，规模崇大。”

东新浮桥经此番重建，促进了惠州商贸经济的发展，来往浮桥的行人和货运也越来越多。然而，随着近代公路和汽车的慢慢普及，浮桥再也不能满足人们需要，且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经常要开桥让船只通行，两城交通时常受阻。

为了彻底解决惠州府县两城交通，方便府县两城居民生活，振兴两江航运，上世纪30年代初，惠城当地商会和民间团体成立了“筹筑东新桥委员会”（以下简称筑桥会），向当地人士、商店和海外侨胞募捐。1932年，筑桥会主席张友仁以筹集经费不易，遂议决向惠州沿河两旁堤岸码头收租，“每年租额可得二万四千元”。除此之外，张友仁还急急忙忙地呈请省东路公路分处，将府城大东门拆毁，为兴建东新桥扫清障碍。

民国惠城地图中的东新桥

筑桥会收租的范围，东面从桥端到东江沙，西面从桥端到风神庙一带，所有没有批准的船只，不能在这个范围内的码头停泊、转载人货等。同时还规定了收租的期限，即自1932年6月1日至1934年5月30日。按照张友仁的算盘，两年的租金，可得4.8万元。

筑桥会还特别找来了荷兰工程师“给具图则”，预算的建筑费却高达15万元。这租金显然远远不够。尽管动用了募捐、收租等多种途径，到了1933年5月，筑桥会仅仅募得了七八万元之数。这时张友仁又借用他是东路公路处主任、惠樟公路董事会董事的身份，向省建设厅提出申请，将年前拨借给惠樟公路筑桥款6万元，转拨给筑东新桥之用。筑桥会最后共筹集了筑桥经费20万元，并聘请了厦门留美建筑工程师林荣森，为东新桥重新设计建筑图纸。但因该桥设计技术复杂，造价过高，招标不成而搁了下来。

1933年，筑桥会委托广州建筑工程师唐锡畴另行设计。唐锡畴按照筑桥会的经济情况，量力而为，改为三跨桥，中跨长120英尺，边跨各90英尺，桥面宽24英尺，人行道每边5英尺，设计荷载25吨，概算22 万元，由筑桥会呈报广东省东路公路处审核。东路公路处核减底价为18.5万元，招标结果更低的标价是21万元，超出了东路公路处低价，桥的建筑又搁了下来，并拖延了两年。

1935年年初，筑桥会再生意外。原来，过去船舶进出东新桥，都要收取低廉的过路费，用以维护浮桥的缆索。但是自从有商家承包之后，竟然收起了高价费用，使得“东西两江船户，受其勒索者，莫不怨声载道”。这种情况下，经惠阳县民船工会与筑桥会协商，终于将征收一元的过桥费，减至三毫。

1925年东征军克复惠州之后的东新桥

几经折腾，筑桥会终于在1935年11月12日举行了东新桥奠基典礼，时任筑桥会主席叶秉机宣布东新桥限期18个月筑成。奠基典礼颇为盛大，到场的人数多达数百人，军政要员齐集。在建桥之前，旧浮桥南移至中山南路口（榕树下）与新民街之间，方便两城民众在施工期间的往来。据《公评报》1935年10月2日报道，移桥实施后，县城晒布场一带住户，特别是迷信妇人，“以该桥新移该处，煞气浩大，卅日，家家户户门外，高插茅草桃枝，祓除不祥，如寒节插柳无异，殊可怪也”。

出乎惠城百姓意料的是，东新桥奠基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现热火朝天的场面。奠基之后一个月，有记者专门去探访工地，发现东新桥“自兴工迄今，已有月余，工作人数则寥寥十余人，其工作进行，极为弛缓。而水中两桥墩绝未动工，一切工作机械及各种材料亦未见运到，似此情形，或不能依限完成”。直到1936年7月，这种弛缓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惠州地方当政者亦急起来，公推当地有实力的军人到广州向省建设厅力争，最后得到广东省省长兼建设厅长林云陔的同意，并由林云陔和陈济棠亲笔在合约上签名，责成东路公路处促成其事。此时东路公路处只好找到他们熟悉的承包商成安行，以18.5万元的底价，按唐工程师的图纸施工承建。

在施工过程中，筑桥会邀请原设计工程师到工地视察，却发现承包商没有按照施工说明书的规定用料：本应特别订购60英尺长的钢筋，而是采购了一般40英尺长的钢筋，经多处搭接充数。原设计工程师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大梁质量，提出异议；筑桥会亦提出反对，声明到时不予验收。为此，东路公路处处长李化被迫下台，东路公路处不肯再负责监理，致使筑桥工程又停了下来。至1937 年，省建设厅委任原设计工程师唐锡畴负责监理，筑桥工程又继续进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建桥工程仍然坚持下去。至11月，东新桥完成了一半的工程。为此，筑桥会督促承建商日夜加紧建筑，终于在1938年汛期到来之前，建桥工程全部完成。

被日军炸毁前的东新桥1️⃣

被日军炸毁前的东新桥2️⃣

东新桥竣工不到半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惠州之一次沦陷。日军退出惠州时，竟然把新筑成的东新桥拦腰炸断。这对惠城百姓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惠州籍画家刘仑还专门将这一幕绘成素描，控诉日军的暴行。

1945年抗战结束后，惠州百姓在断桥残存的基础上，用竹木材料搭成一座人行桥，虽然不好看，但在安全胜过浮桥，洪水来时仍可维持两城交通。

抗战胜利后的东新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 *** 将修复东新桥提到议事日程，仍聘请唐锡畴为修复东新桥的工程师，重新进行测量、设计、绘图和招商投标承建。1950年9月，惠州第三届人代会通过建筑东新桥的议案。1951年，省 *** 拨了10亿元、惠州百姓捐款14亿元用作建筑费用。3月10日正式开工，半年后的9月21日，崭新的东新桥竣工。

据1951年10月26日《大公报》报道，东新桥是“惠州解放以来更大规模建设工程之一，全部工程费共达二十一亿元”。该报道还透露，原本百姓预定的捐额是10亿元，但在百姓的热烈响应之下，超额地完成了任务。这或许也是东新桥能如此之快得以重修的缘故。

1990年时的东新桥

当时惠州人民为了庆祝东新桥的“重生”，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由叶锋专员剪彩开桥。同时，在东新桥重新开放通车典礼上，惠州人民还赠给唐锡畴工程师以“热心建设”的金质奖章，留作纪念。

重生的东新桥使用了半个多世纪，至2005年又拆除重建，并于2006年12月建成通车。这座被东坡寄予了厚望的桥梁，在惠州百姓的悉心照料下，虽历尽千年沧桑，却一直保持通行，维系着两城百姓的生计。

水东街今貌